人为调节空间有多大？

　　《证券市场周刊》曾两度采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次，交易所法律部人士称，“股份转让必须经过公证，不公证不予办理”，而第二次咨询上交所并且表明采访意图之后，交易所法律部人士答复为：“公证并非必须的，而是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双方的建议性行为，不具强制执行力，如果交易双方不听，交易所也没有办法。”

　　为什么同一个上交所法律部，对于同样的问题会做出不同的解释？第二次接受采访的上交所法律部人士称，“可能其他人业务不是很熟练，所以解释有问题。”该人士坚称自己的业务素养相当过硬。

　　即便上交所的解释和逻辑成立，但事实上，单从“建议”职责看，上交所在该交易中的作为也不是无懈可击。全程参与交易的云南国投方面人士称，“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要进行公证。”如此，则上交所并没有履行“建议”的职责。

　　上述法律部人士称，“如果当时没有跟他说要做公证，也是可以理解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做出建议，但也有的时候工作人员会产生工作失误，没有向交易双方做出建议。”

　　不过，偏偏凑巧的是，这次“偶尔”的失误刚好发生在云南国投与浦实电子的浦发银行股权过户交易一案中，并且，这是一起有法律瑕疵的交易。

　　在与云南国投发生交易之前，浦实电子自己去上交所咨询办理过户手续时，上交所同样明确答复没有公证书不办理过户。然而，同样的规则碰到云南国投就变了样。

　　云南国投和浦实电子的交易异乎寻常地迅速。根据《证券市场周刊》2008年10月25日第40期《股权过户后门》文中所报道，2005年7月27日，浦实电子向上交所递交《申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社会法人股转户的函》；7月28日，浦实电子与云南国投签署了《股份转让合同》；7月29日，双方即完成了解除质押、质押登记、股份转让确认和过户登记全部手续。

　　当时参与交易人士对《证券市场周刊》称，当时去上交所办理股权过户时，云南国投找了里面特定的几个人。“上交所法律部那几个人和云南国投这边都是事前说好的，当天办理时直接去找的他们，找其他人不管用。”

　　浦实电子参与交易的人士回忆称，“办理过户当天早上，双方到交易所都很早，首先(云南国投控股方)涌金方面的人士打电话给上交所法律部人士，要求按照事前的约定开出股份转让的确认书，上交所法律部人士盖章后，涌金工作人员和浦实工作人员一起拿着股份转让确认书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这边办理过户。”

　　那么当时上交所经手云南国投和浦实电子交易的人是谁？本来通过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档案处查询下当时交易过户资料就可以获知这几个特定的人，但是，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档案中心的存档文件中恰好少了这份文件。存档文件又是如何从档案中离奇失踪的？

　　《证券市场周刊》将此事反映给上交所纪检部门，纪检部门人士称，已着手调查，但“没有这么快可以出结果”。

　　事实上，按照正常的流程，云南国投和浦实电子原管理层根本无法获得公证处就“股份转让协议”所开具的公证书。根据《股权过户后门》文中报道，中国浦实电子管理层并没有召开股东大会对出售股权事宜进行表决。

　　据2008年11月3日上海市卢湾区公证处咨询答复书，根据《公证程序规则》有关规定，法人股转让至少应该提供如下材料：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原件两份、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原件两份、公司章程原件两份、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两份、结算中心股权凭证。

　　根据2001年12月制定的《中国浦实电子有限公司章程》第5章第18条规定：决议须经过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对于“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和“其他重大事项”必须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除非伪造，云南国投和浦实电子管理层不可能拿出浦实电子股东大会对该交易的表决通过决议，公证处为保证协议转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理应拒绝开出公证书，而会要求双方补充材料。

　　按照上交所办理股份转让的实际操作流程：对于低于信息披露要求的股份协议转让，上交所无法保证交易双方背后交易的目的和真实性，因此要求交易双方先到公证处将股份转让协议进行公证，以确保转让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上交所凭公证处开出的公证书和股份转让协议做出形式审核和批复。如果上交所同意过户，申请人凭股份转让确认书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交股份转让材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审核材料后予以办理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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