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就是当你进行研发的时候，我真的问你一句，在全球进行研发的时候是成功的多还是失败的多。我相信你不用过脑子就会告诉我，它一定是失败的多。如果你企业拿出一千万搞研发失败了，你企业破产了，你可能问我美国为什么不在乎这个事。你没有美国搞研发的社会机制。我再问你一句话，如果一千万个人一个人拿出一块钱搞研发，研发失败了谁在乎？美国有一个研发失败风险分摊的收益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讲创业板赶紧上，至于股指、期货缓行。

　　最后我想讲一句话，就是刚才说过的，欧美这一次的危机主要涉及的是中产阶级，如果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那我们未来中国两头在外的生产模式就必然要跟着调整。因为过去我们的发展是中国的过剩生产能力和欧美过剩的消费能力结合形成的一种世界失衡又均衡的过程。如果现在欧美中产阶级调整了自己的生活模式的话，恐怕这个对浙江、对宁波，甚至对广东影响是非常大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中央党校的王东京主任给我们做演讲。

　　王东京：女生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黄教授是我们人民大学的老师，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如何扩大内需。因为当前国内从政府高层到我们的企业，大家都在讨论中国经济明年能不能保8。我这里要先说一个问题，这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大调头，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急拐弯？其实美国的次贷危机是从2月份就已经发生了，当时国内的学界已经有强烈的反应。到去年的7月份美国次贷危机升级，就有学者说会危机到中国的出口，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就提醒各政府对于我们的宏观调控要有调整。到了今年的3月份南方发生冰灾以后，基本在经济学界和学界们当中主流的看法，就是宏观调控要防止结构性物价上涨转变为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增长偏快转向过热的主调学者发生了异议。到了5月份四川大地震以后，基本上我注意到呈现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对于宏观调控进行大的调整。可是我注意到政府方面的声音，你比如说到了8月份，我们政府有关领导同志还在讲宏观调控绝不能半途而废，到了9月份政府有关部门的同志说，我们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变，宏观调控的效果正在按照我们预期的目标逼近。他看到CPI下来了，他认为是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认为这是经济转向衰退的信号，看法不同。这个说法一直到9月27号夏天的论坛我们还是这个声音。到11月份，国务院作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拿十万亿十项举措扩大 内需。国务院提出来要出拳快和出拳重。为什么要快？我们就是出手晚了，如果出手早今天我们不用快。因为出手晚了，所以现在要出拳重，矫枉过正。我们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对于这次的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有失误的。7月份时候中央讲对于我们改善宏观调控有一个调整，就是控物价，保增长，但是从政府这边还是双控。由此我想我们的决策机制是不是有问题，特别是我们的宏观经济，这些大战略、大方面的决策，这个机制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弄错了是不是应该有人对这个事情负责任。

　　为什么我们一直盯着CPI，这里面有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个时候我们提出扩大内需，我们要如何考虑如何完善中国的崛起机制的问题。这个学者和学界提意见，这些政界的意见要不要总结，为什么我们没听，以后要怎么听。

　　这个时候讨论扩大内需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新一轮的扩大内需，政府以刺激投资为主还是以刺激消费为主。中央的文件说得很清楚，同志们可以看一下党的十七大报告，十七大报告讲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讲到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央讲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带动的，现在开始我们要转变方式，转变为什么？转变为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带动，把消费摆平，很明确。我记得两年前家宝总理去中央党校发表演讲，当时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期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的专题研究班。温总理前面有一个开场白讲了25分钟，按照稿子讲话也有25分钟，一共50分钟。他前面25分钟讲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每天晚上散布的时候，早晨上班之前他一直在思考三个问题，我不是说三个问题，我说他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他思考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增长，靠新农村建设是什么关系，他说现在想来想去是一回事。为什么是一回事？他说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增长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要不断持续的扩大内需。而内需的关键在哪里？他认为是启动消费，而启动消费的重点在哪里？他认为是启动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广大农村农民的消费。请大家注意这个背景，温总理讲这句话是两年前，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之前，是2006年的2月份讲的，这个观点非常对。既然党和政府都强调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消费。我们看看年前中央安排的1000亿扩大内需，我们做的是投资项目，就是前几年申报不能批，没有批，现在提前批下的。中央出四万亿扩大内需的四条举措讲的很清楚，第一是民生，第二是基础设施，第三是生态环保、第四是灾后重建。可是我们现在一千亿带动地方投资4000亿，我们看不到民生项目。从明年要新增两万亿投资，到底我们把它投到哪里去，这样问题要在全党和全国讨论。我们希望各位要发表意见。

　　昨天晚上和民族证券的负责同志讲了一个观点，你们做研究不要去猜我们哪些指标、哪些参数怎么变化，通过你的研究会影响政府它的政策会做出什么变化，这是最高境界。现在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期，到底下一步政府把这四万亿以投资为重点还是以消费为重点，的确需要集思广益。因为我们的政府、体制是冲动性的体制，有人担心明年有没有8%，我从来不担心中国的GDP明年达不到8%，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98年当时财政我们发了1000亿美国国债，向商业银行借了1000亿的配套贷款，2000亿用于基础设施和西部开发，其实当初的效果是不错的。而这套办法能不能搬到今天来，甚至有人说当年美国30年大危机罗斯福先政也是搞投资，这套办法能不能管用，或者进一步我们从理论上来说，凯恩斯的办法对于中国管不管用。当年镕基同志在98年扩大内需的政策出来之前他做了一个理论准备，这个政策出来之前到中央党校发表，他三个小时的报告花了27分钟大谈凯恩斯，向官员介绍凯恩斯的书。我当时不明白一个总理为什么会介绍经济学家的一本书，过了不多久，98年镕基同志到党校去说现在有人批评我在中国推行的是凯恩斯主义，推行的是罗斯福新增。如果你们非要说是我在前面加几个字，是有中国特色的凯恩斯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朱总理当年没有否认他在中国借鉴了凯恩斯主义。你比如说刺激投资这套办法，发国债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借鉴凯恩斯主义，何况他本人和凯恩斯非常的熟，达到了我们一个搞专业的教授水平，对于本这书他熟的很。

　　这次我们要扩大内需是不是还是按照这个套路？凯恩斯理论本身也是有疑点的，有他讲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一个国家经济箫条了，要扩大内需，这一点凯恩斯肯定是讲对了。他分析开这个药房这里用哪些举措基本上也对了。重点是什么？我个人看法他不一定对。你比如说凯恩斯讲一个国家的内需不足，你出口出不去靠内需。内需不足的原因是靠两个，一个是消费需求不足，一个是投资需求不足。需求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你不消费就投资，不投资就消费。他就进一步问一个社会和国家的国内消费为什么不足，他有一个解释，用他的话讲是因为边际消费递减，是因为人们喜欢往银行存钱，喜欢储蓄，收入越高银行储蓄越多等。如果真的存在这个规律，打一个比方，我们全国所有的工业企业生产消费品一年是3万亿，现在企业给员工发工资，政府给公务员发工资，全国一年工资总额也是三万亿，就是三万亿的工资总额和三万亿的消费品，如果我们把你的工资百分之百的花掉，你去购买我们的消费品，那样我们的消费品是不会过剩的。现在为什么会过剩？是有人把工资一部分的存在银行，比如你工资三分之一存在银行，那意味着我们消费品有三分之一卖不出去。这个事情没有完，你把工资存到银行一万亿，银行拿到了一万亿立马就会贷款，房贷放出去，贷给企业扩大生产，生产的产品就是一万多亿。这里积压了一万亿，你生产了一万亿，而且经济要循环下去，所以消费品越挤压越严重。所以，我记得 当年镕基总理讲这个地方打了一个手势，他说摆脱各位，请你们帮忙，你们有钱就花，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消费就消费，你们少存钱。让大家少存钱，多消费。你说中国的老百姓敢消费吗？其实是收入越低越不敢消费，决定人们敢不敢消费不是因为今天的收入，决定我们消费不是今天的收入，而是未来的收入，是决定你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才决定你今天的消费。中国的老百姓社保覆盖了40%，还有60%没有纳入，并且保障水平很低。他们老无所养，病无所医谁敢消费，你今天的收入再高他也不敢消费。

　　那么刺激投资呢？投资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当年凯恩斯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流动偏好，第二个就是边际收益率递减。偏好是爱好，流动就是现金，因为所有资产流动性最强的就是现金。为什么每个人都有一种爱好要保持现金？为什么我在身边保留现金在你们家保留现金？凯恩斯说人们有三个动机，如果大家出门开会，你出门带信用卡一定带现金，如果你碰到了一些事情需要现金处理你没有，你就多有不便。有一次我到湖南张家界主持一个会，我买了当天下午四点钟的机票从北京飞长沙，当时还没有建机场。正好晚上9点有一趟火车路过长沙，但是到了首都机场以后飞机晚点，一下子晚了4小时。我飞到长沙晚上十点了，火车去不了。因为我是湖南人，绝对打的，因为从石门县到张家界24小时有班车，我和长沙市出租车司机商量能不能当晚送我石门，他要500块钱。结果我没有现金，300块钱不到，我和他商量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是湖南人，我们是老乡。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满长沙大街都是湖南人，都是我老乡，我怎么帮你。我说我是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教授，你能不能帮我。他一看我这个证，说就你这个文本200块钱长沙市买两个。从此以后我出门出差一定带现金。第二个动机就是交易动机，如果你家里没有现金你购买东西不方便，比如早上起来你太太说家里要还一瓶酱油，你去银行排队取5块钱买酱油，如果你太太说下午还要买醋，你还得去银行排队，所以你要把一定的现金放在家里面。中国有三亿家庭，一个人家里放一千块钱，就是三千亿现金存在那个地方。

　　第三个动机就是投机动机，经济学也就是最大化。可是有一些经济学反对投机，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经济学研究投机的嘛。牛市来了赶快买股票，熊市来了赶快卖，这种投机性。赚钱的机会你就投资，大机会就是大投资，小机会就是小投资，没有机会你就别投资，所以投机就是机会的意思。所以前几年有学者指责股市有投机，那简直废话一句。如果没有人抄底我们股市一路下行，止都止不住，十天跌停就没了。为什么没有崩盘呢？就是要感谢这些人信邪，你怎么反对投机呢？其实人人都有投机心理，就是有人坦率说出来，有人不说出来。比如王教授有投机心理，王教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教授。党员教授也有投机心理，有一次我到北京开会，中午是工作餐，有一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没地方。我到前面的大街随便逛逛，一上街发现有人排长队。我是黄教授的学生，我知道，这么多人排队肯定是价廉物美，不然排什么队呢。我也不管卖什么就排队，后来排了半小时，但是发现后来没有现金。我和卖衣服的小姑娘商量，后面有人说先生你买不买，他说你赶快买，楞在那干什么，这就属于坐失良机。凯恩斯讲人们处于三个动机，你一定要带现金，你要保存现金。大家保存现金多了，你不去存银行，银行的贷款就少了，所以投资就少了。有什么办法？凯恩斯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银行的存款利率，你把存款利率弄得老高，老百姓就说算了。银行也是一个企业，你存款利率成本高了，它的贷款利率就一定会更高，它是靠存贷利差赚钱的。贷款利率一高，投资有一个预期收益递减规律，边际收益预期跌了。当一个企业家对于未来投资收益率看跌的时候，他觉得有一天你的贷款利率提高，我的投资收益率下降，当我的投资利益率跑到银行利率下面的时候，他投资就得不偿失了，就不投资了，导致整个社会的投资不足。当年凯恩斯讲你政府不应该加息，你要降息，这就是为什么当年镕基总理一口气连续调减了9次利息，就是降息降息再降息，一共降了9次。我们问为什么五年以来温总理不断加息，到了9月份我们一开始调降息，因为我们不一样。朱总理是刺激投资，温总理是要抑制投资，防止过热。现在我们要保增长，所以要减息，这个凯恩斯没有讲错。

　　我这里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凯恩斯分析的没有错，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政府扩大投资做什么，凯恩斯说做投资，他说投资有乘数效应，你投资花出去带动需求和收入的增长，中间有一个倍数。我认为从理论来讲算法是没有错的，但是投机有乘数，消费难道就没有乘数吗？在我们的经济收入当中，投资和消费很难分开的。投资有乘数，消费能拉动投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有100万，我用了投资或者用了消费带动的需求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投资，比如我买钢铁厂的股票，拿100万练钢铁就需要煤，采煤需要机械，不断的转。消费也是一样的，我去买私人轿车，轿车厂需要钢铁得买钢，钢铁厂也需要炼钢，他需要买煤，投资有乘数，消费也有乘数，一样的。包括朱总理当年要刺激投资，一个是投资见效快，政府上项目，进而刺激消费，但是有一个难题。我们当时不知道把消费怎么带动起来，有一个难题，9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大家看一下，朱总理提出了要实行投资和消费的双向拉动。如何拉动消费呢。当时我们搞了银行的消费信贷，鼓励大家买房和买车，其他的方法没有。它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你要刺激消费，你必须给大家涨工资，要有一个好的收益预期。收入决定消费，或者收入预期决定消费，他觉得我的工资将来不断的涨大家就敢消费。所以高收入高消费，中收入中消费，低收入怎么会搞消费呢？当时朱镕基总理讲我们可以提出适度消费。朱总理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想加工资，但是没弄成。那是2000年的9月10号，因为那天是教师节，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朱镕基总理当时到中央党校发表演讲，那天优秀的中小学教师在北京开表彰会，知道了消息以后我们请他岛中央党校礼堂二楼参加朱总理的报告，朱总理知道有很多中小学的老师在场心情高兴，大声讲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涨工资的时候，他讲本届政府任期还有三年，三年之内我要给老师们涨工资，给大家涨工资，涨多少呢？他说涨三倍，有人听说是涨三番，我听说是涨三倍。大家听了高兴坏了，真的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但是后来鼓完了掌就没下文了，我曾经专门写了一个内参提醒了一下，今年要抓紧启动了。结果有关部门说，总理怎么会忘了呢，没忘，是没钱。我坚决不同意没有钱的说法，你们天天和钱打交道，钱是什么东西？钱是一张纸，或者我们讲计划经济不敢涨工资，所以没钱就没资金。没有资金就是没有物资、没有商品，你发的钞票以后就有通胀。现在我们说不能涨和不敢涨工资还说没有钱你们信吗？扩大内需说明了东西卖不出去，没人买，现在没有资金是没有一张纸，没有一张纸还能不好办吗？流动性过剩不就是钱多的事，现在搞一个流动性我不知道了，你说钱多了，又说没钱涨工资，我搞经济学的就不懂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朱总理懂经济，绝对不是钱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似乎才明白，就是我政府财政和公务员涨工资和给你老师涨工资，工人的工资没有涨，农民的收入没有增加那会激化社会矛盾的，所以当时没有人想出来怎么给职工加工资的办法，所以国务院就不敢大幅度的涨，后来表示了一下一人涨一百块钱，你说一百块钱怎么拉动内需，他什么都买不了。现在好了，如果现在我们政府按照中央十七大报告讲的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转变发展方式，把消费作为第一重点的话。现在我们想出了为什么有条件呢？同志们可以看十七大报告，这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五年出了一个报告，一个自然段关于增加职工的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中央一口气讲了五句话。包括中央说了要建立其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给你一个预期，你工资每年都会正常增长，你的工资增长和GDP挂钩，GDP是8%，你的工资涨8%。

　　第二绑定的物价指数，如果物价指数就是8%加上5%，你的工资增加13%，中央决定建立这么一个机制。中央还说要提高保障支付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出台新劳动法，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政府决定暂缓执行，原因是什么我后面分析。第四句话中央说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这也是要提高职工的工资啊。最后一句话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权收入。困难在什么地方我们又碰到了问题，政府财政的钱要加在职工头上去，这就很困难，因为工人的工资是老板发，是企业发。十七大报告实现了最低工资标准，中央提出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把单个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你不加工资就违法，雇员可以告老板。但是这个办法实施了有问题，南方大量的民营企业、非工企业倒闭，很多企业不做了，你要是给工人涨工资他根本不赚钱，他就停业向外转移。所以有人指责新劳动法，说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错了。但是我不这么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没错，错在你政府没有及时的减税，没有率先减税。中央讲的初次分配要提高劳动和分配比重，并不等于说工资挤占利润。初次分配是工资、利润、税金三块。政府提出来要提高工资的比重，这是你政府在请客，那你政府要买单。政府怎么买单，你减税才可以提高工资，你不减税，政府一毛不拔你就让提高工资，其实你是用企业的利润买单，工资挤占利润，所以很多中小企业关门，有很多农民工返乡，在城里找不到活干。所以，你政府要先减税才行。比如政治性转型我们说了几年，今年三月份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动机。如果不是这次金融危机，我想政治性转型不知道推到什么时候去。

　　现在来看我讲的减税不只是增值税转型，它对于民营企业有用，对于购置设备有用。很多劳动密集型工业设备投入不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对于他的扶植作用不大。包括出口退税也是，现在很多企业都不能出口，出不了口。他们自己算的，出口退税的政策出来以后，大概可以减税接近400亿，按照过去来算的。所以，我认为只要你政府先减税，是可以实现我们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关键是你政府敢不敢减税。当年98年扩大内需那一次，我们增加了赤字预算，就是发了国债，但是有一条也是没有减税，我觉得今天是一个教训。

　　这一次政府有减税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减税幅度太小。比如说能不能我们把增值税调5个点，现在我们的亏损企业有一半一夜之间扭亏为盈，也是我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刺激投资不如刺激消费，政府应该坚持刺激消费。刺激消费的关键是要减税，减税以后你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第二个问题我要进一步讨论，现在即使我们政府要刺激投资，刺激投资的重点在哪里？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还是我们政府为自己去投资。我的观点是政府发国债，筹集资金自己投资，还不如减税去鼓励民间投资。其实明年按照我们投资正常增长是1.5万亿，要是增长到2万亿就是明年新增长5000亿，国债规模估计在5000亿左右。这个国债最大的买家就是银行，银行愿意买国债。这就形成了一个财富的挤出效应，银行国债就不愿意给企业贷款，贷款就少了，就是你增长投资挤占了民间投资。第二经济学有一个定理，这个定理说你政府今天发的国债就等于明天的税收，今天的债就是明天的税，你今天的国家公债越多明天的税负越重，这个是对的。政府不是一个经济体，政府的收入全部靠收税，他自己不会点石成金。他今天花钱越多，以后还债的时候必须向企业收税越多，不然他还不起债。如果我们今天搞太多的政府项目和政府投资，太多的借债，而政府的很多项目是没有效益的，资金是没办法回收的，真正要还债他必须加重企业的税负。所以与其这样，我的观点是你政府大规模举债不如干脆的减税，把这个钱留给企业，让民间进行投资，让社会来投资。除非你这个政府投资的效果比民间投资效果好，你政府投，比如公共品你政府可以投，公共设施你政府可以投。一般竞争性的领域、行业、项目，政府你最好别投。为什么？因为你投的效果肯定不如民间投资和企业投资好。我们有教训了，1998年当时中央拿出两千亿搞基础设施，当时是7个方面，城乡电网改造、电路、交通、粮食仓储建设等等七个方面。搞了72个重点项目，结果半年以后，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对这72个项目做了一次跟进督查。就发现当年申报这个72个项目，半年之后有20多个项目资金全部被挪用，他报的是这个可能以后做别的了。还有就是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一大堆。谁敢保证这一次的投资高潮，政府扩大内需这四万亿下去不会出现像98年那样的情况？中央纪检委未雨绸缪，我们派了20个督导组下去，看得住吗？我觉得看不住，必须要有机制。

　　我主张减税、刺激民间投资，我的基本依据还是对于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我们分析一个经济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人都是利己的，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否认这一条没办法谈经济。如果我们从这点出发来说经济的话，那么我有一个大胆的推理，就是政府投资的项目肯定不如民间投资。为什么那么讲？我说人都要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这个利益不仅是金钱。什么叫最大化？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你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比如经商的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教书的追求职称的最大化，当官的追求职位的最大化。因为我是教书的，我知道大家追求职称最大化，人人都想当教授，没有人说不想当教授，就想当教师的，那样是没有的。并且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你看当官的心态没有我们当老师的心态好，当教授的，像黄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心态肯定好。当老师说可以最大化，说心态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规律。

　　希望你们投资界的研发人员要引导政府的政策，要站在前面去。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主任的精采演讲，我们现在还是集中时间。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我们国资委的专家贾小梁先生。

　　贾小梁：首先我要感谢我们民族证券的领导邀请我到这里来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精采演讲，也使我获得了很多的敏感和启发。考虑到今天的时间比较紧，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点功课，做到今天早晨3点半。我看到我们的日程安排后面还有很多专业的分析，涉及到现在一些比较大众化、公开的、更专业的留待我们专业人士作出分析。我在这里面，在工作中自己体会和看到、了解的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在这里我事先讲一下，因为我现在的身份也在转身，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一样。所以说，按照我们在公务员队伍里头留给我们的那些要求，就是到外面讲话都必须以个人的身份。

　　今天的题目考虑了一下，就是形势和机遇—决策与落实。三年前的今天我们党历史上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的决定。我们30年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国家的形象在各个方面、各种层面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30年来的剧变我们有目共睹，让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永远记住这一天。

　　我向大家汇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认清形势。形势的分析现在越来越难，因为每天的信心都在不断的刷新，包括今天早晨的报道，美国又在开始印钞票，中国大量的国债还要继续的增持美国的国债。像这种情况，会不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更进一步的和美国经济下滑的战车连在一起，给我们的未来走出困境带来更多的难度和变数，可以说这场金融危机范围之广成为全球性的，大家看到了时间之长，到现在还没有见底，损失之巨到目前难以评估，影响之大可以说是百年一遇或者百年不遇。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的信息我们也在学习，不管现在形势怎么变化，胡锦涛总书记讲过大概有四个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第二，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没有根本动摇。第三、发达国家引领技术创新的格局也没有改变。第四，虽然新兴国家，包括政府在宏观调控这次经济危机当中的作用在加强，但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有动摇。因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不动摇，这是中国必须走的路。第二、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动摇；第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国情出发，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动摇；最后概括一句话，就是把我们的事情办好。

　　第二、把握机遇。30年的开放使中国融入了世界，30年的积累使我们中国的财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30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得到了增强。我们经济体制在变革，社会结构在变化，利益格局在调整，思想观念在更新。可以说我们现在在和平发展的年代，战略机遇期原来确定的10—20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里头也有很多的变数，在经济领域解决不了的问题，政治解决不了会不会发生突发的一些事件。实际上有几个不安定的地区，那么有没有可能会引发一些局部的甚至更大范围的这种冲突，这里都是值得关注的。

　　在石油战争当中这本书，引述基辛格在70年代的三句话，第一句话说如果谁控制了石油他就能够控制所有的国家，如果谁控制了粮食他就可以控制所有人，如果谁能控制货币，他将控制整个世界。这些世界格局的变化，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思考。我们看到很多用市场经济的规律，用一般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难以解释的很多现象现在都在发生。比如说石油价格严重背离了供需平衡的局面，苏联解体之前有时候达到两美元一桶。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和西方的国家快速崛起，最高涨了147美元一桶。短短的几个月甚至一两个星期，苏联经济恢复，军事力量也开始恢复，两架轰炸机，两次在美国航空母舰上巡弋，没过一个星期石油的价格迅速的下跌。有经济的原因，有预期，有没有政治的因素这是很难说的。我们看世界大格局的发展，很多事件的背后到底谁操纵我们很难把握。但是我们用黑箱理论来看。当一个信号输入到输出端，尽管黑箱里面的很多结构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输出的结果我们发现往往都是对某一个大国有利，对其他国家不利，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对中国不利。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情况，和平发展的机遇，我们到底怎么去把握，怎么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现在就摆在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决策层的日常决策的领头案头。中国经济虽然有了大的发展，但是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高，我们虽然形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的障碍依然存在。虽然，我们的财富在增加，但是社会、收入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发展和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怎么把挑战变成机遇？海啸的卷走了我们经济过热的泡沫，防止更大规模的崩盘，可以说一了百了。这次金融海啸也可以说是一次釜底抽薪，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是一次结构调整的机遇。要想实现新的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就要在体制机制上下工夫。我们在机遇过程当中，在挑战过程当中，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学会了危机管理，百年一遇的难得机遇也是学习降临的好机会。我们学会风险控制，构筑我们各类的防火墙。

　　现在的关键就是在科学的决策，首先要弄清楚现阶段中国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决策过程当中，一定要不犯或者少犯错误，这才能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现在我们各方面拿出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措施，不管是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还是行业的振兴，地方经济的恢复都在拿出各自的措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保证我们不犯或者少犯错误，学习历史的经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可以说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最佳的途径，减少我们的学费。

　　举个例子来说，也是我们这次金融海啸中国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拉动消费还是刺激投资，我认为社会保障制度这方面的改革，我们应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基本做法。尤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的，比如说东西德合并的时候，他们两个经济体一方面东德用东马克，西德用西马克，89年在政治上两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但是经济上两个货币仍然在流通。为了能快速的使经济得到统一，经过一年的准备，联邦政府拿出了货币统一的计划在1990年7月得好凌晨废除了东马克，统一使用西马克。他们还制定了优惠政策，让东马克升值，原来黑市上一个西马克可以换一个东马克，联邦政府为了鼓励东北老百姓快速的兑换，让东马克升值，原来7个东马克换一个西马克，这个时候让4个东马克换一个西马克。我们有一些在外的工作人员说，当年他们在东德常住的时候还有一条政策，就是联邦政府规定如果你在银行有存款可以直接兑换西马克，是2：1。这样的优惠政策使得东部的老百姓把不值钱的钱变成值钱的钱，这个时候联邦政府有一个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所有的人都要从自己的毛收入拿出40%进入三相基本保险，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失业。这40%的收入个人拿一半，单位拿一半。那时候东部老百姓的基本社会保障就纳入了全联邦德国的社保体系当中，由此以后形成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300多万失业人口，但是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样的经验可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好的学习借鉴的案例。

　　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教训在哪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唯独一个体制拖累了我们的发展，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的服务业发展，我们的社保基金，我们几个方面的保值增值，稳健投资一大批就业岗位的诞生，这种机会我们怎么把握？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来看面临着新的选择，就是要把社会保障制度当作证券的组成部分，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快的建立。这是我们要共同呼吁和共同实现，来共建和谐的重大选择。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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