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升值催生新调控手段

　　◆汇率不仅仅是经济的内生变量，也可以将其作为经济调控的自主变量。在货币政策调控中，运用汇率调控手段需要关注其对国内外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更需要注重政策搭配。

　　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变革，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全面性，可以将其作为自主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厘清人民币升值的动因、效应以及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政策搭配。

　　升值动因：经济失衡与生产率提升

　　一方面是由内外部经济失衡导致的升值压力。

　　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除了1998年的资本项目出现63亿美元的逆差外，其余年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保持了双顺差，且有规模扩大之势，主要表现为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

　　外部失衡是内部失衡的延伸和反映。从宏观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们的储蓄、消费和投资行为的最根本因素。人口赡养率下降将导致储蓄持续大幅的上升，但投资增幅相对较低，储蓄大于投资，从而出现经常项目顺差。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从1989年50.3%下降至2002年的42.3%，导致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储蓄持续大幅增长，经常项目也出现持续的巨额顺差。根据世界银行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赡养率仍将继续下降，到2010年降至40.7%，2020年回升至48.2%，与1996年前后的水平相当。在这段时期，我国经常项目仍将保持顺差，顺差额占GDP的比重将先上升后回落。这种状况与世界各国的经验是吻合的。显然，经常项目的巨额顺差以及我国对外投资的相对不足，外汇供给充足，将使人民币汇率处于持续的升值压力之下。

　　另一方面是由于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异导致的升值压力。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呈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从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远远大于其他部门的增长，成为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引擎，并且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贸易品多集中在工业部门，非贸易品集中在服务业部门，工业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反映为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如巴-萨效应所揭示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贸易品部门较非贸易品部门经历了更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贸易品价格相对于贸易品会上升。在本国不具备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的前提下，实现非贸易品价格上升的渠道有两条：(1)本国货币升值。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给定的前提下，本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出口品、进口品、进口替代品等贸易品的国内价格，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价格上升。(2)本国价格水平上升。在名义汇率不变、且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给定的情况下，本国价格水平上升将由非贸易品承担，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这两种渠道都意味着实际汇率的上升。但是，由于我国在汇改前实行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导致汇率调整的压力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汇率调整。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面临持续的升值压力，恰好在1994～2002年期间美元也升值，人民币借助美元实现了自身的升值，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2002年以后，美元持续贬值，这与人民币升值的趋势相反，汇率价格扭曲突现。据国内外不同专家的估计，目前人民币币值相对于美元被低估15%～40%。

　　人民币盯住美元，从有利方面看，经济没有汇率调整的风险和成本，使货币政策易于操作；从不利方面看，人民币汇率不能适时浮动带来了错误的市场信号以及扭曲的资源配置，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和国民福利的降低，同时货币政策独立性大大减弱甚至丧失，政策操作成本高，市场不稳定；人民币盯住美元而导致汇率低估实际上是全体国民为出口提供补贴，这种补贴通过国际贸易输送到国外；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对汇率的失调适时做出反应，经济只能通过通货膨胀(紧缩)或其他内在机制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时间更长，成本更大。

　　从未来看，人民币的升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由我国经济、人口的基本面所决定的，因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