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周的“三重险”

　　周义兴

　　今年“五一”黄金周期间，扩大消费成为节日市场的主题。据商务部监测，5月1日至7日，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00亿元，比去年“五一”黄金周增加15.5%，其中餐饮业增加17%。据全国假日办初步分析，“五一”黄金周旅游总量创历史新高，从各地反映的情况分析，接待旅游人次和实现旅游收入同比会有一成左右增长。

　　其实，一个由行政命令安排作出的集中黄金周假期，让消费者在七天时间内蜂拥而行，涌向全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和商业城市，按基本常识，如果要说各地的餐饮与旅游等商业收入没有增长，恐怕谁也不会相信。但是，如果想让人觉得这样的商业性增长是良性增长，或者说如此的黄金周安排是一个符合人性需要的行政决策，恐怕同样也会让人勉为其难。而在笔者看来，现有的黄金周至少就有三重危险。

　　首先在行政理念上，一种行政制度的选择，特别当这种选择涉及社会公共与公众福利时，公共福利的最大化理应成为行政的最优选择。而从黄金周的七年历史看，每一次黄金周后的盘点，社会公众所看到的几乎都像上述的盘点一样，那就是千篇一律商业性收入数据，而没有与此相对应的环境、安全、交通等方面的黄金周成本账。而这种不计成本只算收入的盘点，不但与行政的法定职责追求相距甚远，就是与一般商业性利润要求———去除成本的算账方法都存在差距。并且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如此的黄金周盘点竟是出自

　　再从市场角度看，从黄金周的历史可以轻易看到，每到黄金周，客运、商场、景点总是出现周期性的人满为患，服务质量也随之下降，宰客现象屡见不鲜，结果也是消费投诉成倍增长。对此，人们同样也不得不问：如此的市场乱象，尤其当其是源于一种行政安排时，这难道就是行政行为所应刻意追求的市场效应吗？而这“权造”的所谓市场繁荣能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现象吗？

　　而从消费权利立场出发，如果承认休息与消费是社会基本权利的话，那如此的休息和消费权利就应当是可以选择，并且这种选择的权利还应当是能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的。倘若这些权利不能选择而只能服从，那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就不是权利。所以，当一种公民权利不成权利，却成事实上的义务时，那这是不是可以说是剥夺，而如此行政决策的背后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行政管理理念？

　　基于上述观点，无论从行政应有理念，还是从市场健康与消费权利立场来看，现有的集中黄金周可以说存在三种危险。而目前问题的关键是，相关行政机关首先要改变理念，转变立场，按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作出决策，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