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

　　

拜晶

　　现在，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的崛起。从纽约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坐满了来自华尔街的兴奋的投资银行家们。在这热热闹闹的气氛中，我们自己应该清楚，以所谓“大历史”的眼光来看，这几十年来的摸索、碰壁、伤痛与成就，其实都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大转型的一部分。唐德刚先生曾以三峡做譬，形容中国这个巨大转型的跌宕曲折。可以肯定的是 ，今天的我们，还没有走过三斗坪，达到一马平川、豁然开朗的境界。

　　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李亚平的这本《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者毫不讳言对黄仁宇先生的尊重和写作中自觉的模仿。在我看来，这本书正如《万历十五年》一样，跳出了“史官文化”的“宏大叙事”的窠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治史正当如此。

　　在李亚平看来，宋代是经济、文化、艺术都空前繁荣的一个朝代。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开国皇帝的胸襟和气质。赵匡胤曾对自己的子孙立下如此的誓约：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自秦以降，发自帝王家的闪耀着人文主义精神的上述誓约恐怕是空谷足音。光宋朝前后各个王朝皇室兄弟父子相残杀戮功臣的情形就史不绝书。

　　正是因为宋太祖对后代子孙的这种约束，宋王朝的百姓才得以享有较为宽松的言论空间，思想也较少受到束缚，留给我们的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便是明证。不幸的是，这种君主权力的约束，完全是一种自我的道德层面的约束。中国终究没有形成民间力量对君主权力的法律层面的制约，这使得即使在宋朝，这种民间社会的繁荣也无法得到长期的维持。我们看到，北宋初年民间社会短暂的平静祥和之后，很快地，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精英群体的政争开始，整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开始逐步恶化。

　　应该说，坚持改革的元祐党人和反对改革的司马光等人，在一开始还是坚持君子之争的立场。在争得面红耳赤之时，还是秉持为社稷百姓福祉计的理念。这样一批真正的知识阶层、社会精英，为何不能像美国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那样，代表偏激进和偏保守的左、右两派政治力量，在光明磊落的竞争中理性互动、相互平衡，推动国家向前发展？为何理念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而终于在蔡京、童贯等人的手中堕落为赤裸裸的弄权夺利、打击异己的政治阴谋和陷害？从此以后，宋朝的政治空气每况愈下，道德底线急剧下降，高尚、诚实、正直被阴险、欺骗、圆滑彻底打翻在地又踩上一脚。三十九岁的岳飞将军因“莫须有”的理由被诛杀，在“满江红”的画外音中，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最为悲凉的一幕。读书至此，我们终于发现，由最高权力拥有者作出的承诺，诸如“不杀士”之类，原来是这么的靠不住。

　　本书从始至终，在我看来，暗埋的一条伏线就是对上述政治空气衍变过程的刻划。由此我们悲哀地看到，在没有民间力量的制约，没有由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没有自由言说的公共空间的极权体制下，即便是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的浸淫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阶层，其道德防线也是如此不堪一击，一触即溃。而最高权力拥有者面对这纷繁芜杂、吵吵嚷嚷，真要做一个明察秋毫的明君，何其难也！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地是劣币驱逐良币，佞臣当道，忠良缄口。在这种情况下，靖康之耻势所难免，岳侯之冤势所难免。

　　十年前读过奥地利学派的米瑟斯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看完李亚平的这本书，我不禁感慨，在个体自由无法得到保证的国度，所谓繁荣竟是如此的不可持续。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这一代人正处于“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时候，《帝国政界往事》这样的书有助于我们看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辉煌的影子下面那绵绵不绝的“吃人”历史的丑恶与阴暗。在这里我们悲哀地看到，在每一个极权的王朝上演着类似的情节：邪恶总是能够一步步战胜正义，劣币总是能够一步步驱逐良币，最终将王朝引至毁灭。如此周而复始，形成金观涛所谓的治乱循环的“超稳定结构”。

　　这些真实发生的历史可能会令我们心情沉重，但却有助于我们在当下这个这关键的历史关口深思下一步的发展路径：如何才能让中华民族真正地从“超稳定结构”中跳出来，真正地远离那条“通往奴役之路”，建设长久的自由、繁荣与和谐。

　　书 名：《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作 者：李亚平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