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事佬保尔森会有点金术吗？

　　布拉德·塞泽尔

　　美国财长汉克·保尔森前天发表了关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宏大演讲，内容大部分与中国有关。这并不奇怪，保尔森下周就要到中国访问了。

　　这次演讲，也可谓意义重大。因为美中关系（以及近来凸显的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构筑国际经济体系———包括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基础来说，是一个严酷的考验。

　　对于保尔森的演讲内容，有些人认为对中国措辞严厉，《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但他用少见的有力语气表示，中国仍在维持人民币兑美元表面上的低比价关系。越来越多的经济分析家声称，在汇率政策方面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扭曲了贸易，使得其它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卖得更贵，而中国本身的出口货物却在国外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维持和依赖一个过于僵化的汇率和过时的行政管制手段，增加了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周期性风险”，保尔森说，“而且，汇率低估只会对中国自身不利。事实上，评论家逐渐将汇率视作不公平竞争的象征。”

　　但也有人认为保尔森在中国问题上态度温和，或者至少在汇率方面是如此。英国《金融时报》如此评论：“演讲将中国汇率问题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来阐述，并将其作为向市场化经济管理转变所必须努力的一个部分，这无形中降低了中国汇率问题的重要性。”

　　我认为保尔森的演讲内容是企图巧妙地达到这两个目的。保尔森想保持一贯的老好人角色，一种中国愿意与之打交道的老朋友的角色。但是他也想提醒中国，有个不好对付的角色随时有可能出现。

　　保尔森在人民币价值这一热点问题上基本保持沉默。毫无疑问，这种“私人讯息”可以更加强烈一点。我当然希望财政部已经注意到，按真实条件来说，今年人民币已经贬值，即使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增长迅猛。

　　保尔森并不仅仅是在夸大美国国内的异议，从而增加他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国内的压力是确凿无疑的。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以及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国内压力只会更大。因此，保尔森以下言论无疑对头。“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将中国视为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中的全球竞争对象，一些反贸易情绪在美国国外正逐渐转向反中国情绪转变。对于这一事实，我感到震惊。”

　　毫无疑问，正如其它所有的老好人一样，保尔森希望通过自己多做点事情，来让中国的汇率问题稍微降一降温。他也希望中国能对此心存感激。对我而言，也是如此。否则，政治家最终可能限制“用廉价商品换取高价欠账”的做法，目前这种贸易方式是所谓“全球化”的主要形式。

　　保尔森在演讲一开始，就坚决地表明捍卫全球化的立场。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并不奇怪。捍卫全球化已成为美国财政部传统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毫无疑问这与保尔森本身的经历也是一致的，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大赢家。

　　但让人奇怪的是，保尔森的演讲没有明显提及日益增长的金融失衡所带来的任何风险，这种风险与当前全球化的局势是有关的。毕竟，没有内在原因表明为什么全球化就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应该为世界先进经济地区提供融资。然而，这却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而且其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按照IMF全球资本市场的报告，2005年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是从这些国家的央行和石油投资基金，而非私人领域流出的。2005年，从新兴经济体流出的资本净额（也就是总的流出减去私人领域的流入）高达5千亿美元，而且2006年这一数字将更大。

　　保尔森的演讲树立了他作为布什内阁中在所有国际经济事务———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方面的重要角色，而且表现出自己是政府最主要的中国通。的确如此，他确实是一位中国通，尤其在今天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为中东事务焦头烂额之际。

　　我很欣赏保尔森不同于布什内阁班子惯常的那种修辞风格，那种风格在美国本土管用，在北京却行不通。我也很欣赏保尔森强调的“中国经济放缓美国无从获益”的观点。美国想让中国改变它发展的方式，并非要中国停止发展。我也很喜欢保尔森承认“所有国家需要寻找缓和收入差距的办法，以及帮助那些失业的人们参与国际化竞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喜欢保尔森所有的演讲内容。保尔森提到的所谓“缓和收入差距”和“帮助失业者”的政策是相当苍白无力的，“一流的教育”压根帮助不了年届50的汽车流水线工人。在保尔森所列举的美国自身责任清单中，并没有包括“削减美国财政赤字”和提升美国储蓄率。而这些都是美国作为全球金融系统的大玩家所应该做的。

　　从学术角度出发，我并不认为“中国奇高的储蓄率”仅仅是因为中国家庭需面对未来诸多不确定性。世行的数据使我相信，中国近年来的储蓄高增长源自于企业部门的储蓄。中国家庭储蓄是高，但是并没有高过印度。但是中国公司大量“积攒”，因而它们不会像印度那样需要向居民借贷。这就是中国出现经常账户盈余而印度没有的原因。

　　还有一点我关心的是，保尔森可能过分强调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国内银行市场方面，而对中国

汇率改革关注过少。他呼吁中国要进行“金融领域现代化”（言外之意是让花旗和其它美国金融机构能购买更多中国的银行股份）和开放资本账户。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呼吁资本账户自由化将会使中国处理

人民币升值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一般说来，让美国金融机构参与中国的银行运营，无助于减轻美国

汽车产业工人的忧虑。美国汽车工人不会在重新接受教育后到中国提供金融服务。而且，美国的银行一般也不会打算雇佣本土职员去参与在中国的运营。中国的“金融现代化”可能会对美国金融部门有些基本的好处，但在缓和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无甚助益。总体而言，在同中国的新的竞争中，美国的银行业并没有陷入败局。

　　不过，最重要的是，美国，特别是布什政府一再强调全球各国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是何等重要，我对于其中的讽刺意味感到无比惊讶。中国需要履行它自己的全球责任，保尔森如何框定美国经济改革的需求也至关重要。保尔森指出：“全球经济领导者也该履行它自己的责任———这些责任超越了经济领域，其中包括国际法律和国际惯例。”

　　从某种程度上说，布什政府之所以诞生，是否就是为了保证美国自己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凌驾于全球责任之上呢？

　　（刘锐编译）

　　（作者系IMF访问学者、牛津大学世界经济项目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