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性情中的经济学道德思考

　　

《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

　　乔治·施蒂格勒 著

　　李淑萍 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8月出版□汪晓波

　　在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家中，文笔最为优美的是谁？有人说，是保罗·克鲁格曼。这位当红的美国少壮派经济学家，无论是严谨的学术著作，还是为定期撰写的经济专栏，都能透露出其横溢的才华。如果有人问，在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大家里，文笔

幽默个性诙谐的人有谁，那我要说，乔治·施蒂格勒算是一个。

　　在自传《乔治·施蒂格勒回忆录》一书里，无论是在叙述家庭生活，或是追忆芝加哥学派中大师们之间交往的种种逸闻趣事，施蒂格勒尽情地展现了幽默的风格。

　　当然，幽默的姿态只是一个表象。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更迷人之处，还是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深邃思想。在回忆录里，他以自由的名义，围绕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历程，袒露了对经济学家道德角色的思考，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骄傲和辩护，当然更有对保守主义学徒和芝加哥学派的生动叙述。在他所叙述的芝加哥学派的诸多学者里，有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等等响亮的名字。

　　一个严肃的思考者的追忆，更重要的目的自然是自由思想的自白。作为管制和信息经济学的创始人，施蒂格勒就垄断问题与政府管制行为所做的剖析，浓缩着一个经济学家的智慧，体现出其作为学者内心里的坚持。

　　垄断常常是一个政府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施蒂格勒的思考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最初，他也是一位激进的大企业批评者，认同并支持政府反垄断政策中的一些观点———比如在某个行业，如果集中度过高，就会让人心生恐惧：大量非竞争行为的出现，最终将伤害自由市场经济本身。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蒂格勒渐渐发现，自己对于垄断的恐惧在减退，垄断问题的重要性也在消减，其中一个理由是，传统或者说流行的观点是建立在舆论而非切实证据的基础上。施蒂格勒并且看到，反垄断案的成本奇高，“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常常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一些人在反垄断问题上的热情，并非完全基于学术的坚持，而是有背后的利益动机。在施蒂格勒的理解里，反垄断法成了律师们捞取好处的工具，如果反垄断诉讼胜利，受害者可以得到远远高于他们真实损失的赔偿。

　　和偏激的哲学家安· 兰德不同，尽管施蒂格勒最终针对垄断问题和主流观点唱起了反调，但是他的落点在于对反垄断行为的反思，并且认为垄断不如想象中那样重要，而不是完全否定垄断行为的性质。但在兰德那里，大企业成了美国被迫害的少数派，根本的办法是要重新审视和修改整个反托拉斯制度。不同的思考路径必然有着不同的结果，施蒂格勒的学术兴趣渐渐从垄断转向政府管制领域。这个转移，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施蒂格勒在新领域里的杰出贡献，也成就了他个人的学术辉煌，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当下人的眼光来看，施蒂格勒当年在政府管制领域里的学术成就并不炫目，许多道理似乎颇为简单寻常。但我要说，这一现象也是符合规律的———许多科学发现在后来者看来都是如此稀松平常，这完全是时空背景完全不同的环境作用的结果。

　　政府的角色和规模从来是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两栖命题。施蒂格勒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立场很鲜明，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批判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斯密要求“政府担负起唤醒或恢复国民勇气的职责”是荒唐的。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施蒂格勒不会依赖政治学的逻辑去思考问题。他所侧重去做的，更多是解释政府行为以及探寻政府特定政策背后的推动力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比如，关于监管政策的效应研究就很典型。

　　有个例子十分生动：政府的

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新发行的证券是否会显著改善投资者的收益呢？施蒂格勒的研究答案是否定的。类似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他关于政府对于电费的管制等问题上。施蒂格勒坚持认为，政府的管制结果要么是对效率毫无帮助，要么是产生负面的效果，而“自由的市场机制”仍是最为有效的模式。

　　施蒂格勒所说的当然不全都对。比如他有关垄断的思考不少人或有所怀疑有所保留，包括笔者在内。但是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所说的：是的，我有时候会不同意乔治的观点，不过“我愿意花时间去聆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话引人入胜和鼓舞人心”———这正是施蒂格勒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