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忠保人生大腾挪 是否真的赌输了8个亿

　　

图为邱忠保(图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西安

　　发家史

　　和许多转型期中国诞生的富豪一样，邱忠保的发家史充满了神秘。

　　1964年9月，邱忠保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在他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哥哥，他排行老四。

　　1982年，上海安庆中学毕业的邱忠保，跟随着已经从上海有色铸造厂退休的父亲，来到了西安。父亲到未央区未央宫乡镇企业翻砂厂里干起老本行，继续发挥余热，邱忠保则到了该乡的五金加工厂打工。

　　邱忠保自己对外宣称的说法是，1983年，他刚去西安不久，就每月花250元租下西北郊红庙坡附近的一间门面房，搞起了五金经营。

　　那时的邱忠保是名不见经传的，他经常蹬着三轮车运货的形象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年后，人们提起他，依然用“蹬三轮的”这个充满蔑视的称谓来形容当年的他。

　　1988年前后，他开始兼做家电生意，成立“飞天”家电五金经销部。“飞天”的名号由此萌生。

　　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邱忠保曾提起，之所以当时把企业名字定为“飞天”，主要是由于想到敦煌的飞天图是传世珍宝，敦煌是我国古文化的代表，“飞天”也符合他“不做则罢，要做必要惊人”的性格。

　　“取名为‘飞天’的另一个含义是我生在上海，创业在西安，在上海、西安之间没有一点‘飞天’的本领是无法成功的。”邱忠保说。

　　没有想到的是，多年后的今天，他的“飞天”非但无法飞天，还坠入了看不到尽头的债务深渊，他本人也成为挪用大量上市公司资金的元凶。

　　1989年，改革的问题浮出水面，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袭击着共和国的每个角落。邱忠保的家电、五金经营部日子难过起来：商品积压，资金周转不过来，而银行计划外的利息高达18%。

　　无奈中，邱忠保想到一个办法：4年期的“还本销售”，并且在西安当时最有影响的《西安晚报》、西安电视台打出广告。这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一时间，“飞天”的各销售点前人流如织、货物供不应求。

　　整日穿梭于上海、西安之间的邱忠保，借力于对上海商家促销手法的熟稔，凭着在西安逐渐铺开的销售网络——他一度成为红极一时的红灯牌收录机的西北地区总代理，开始迈出他商海生涯的第一步，“赚了不少钱”。

　　关于自己的第一桶金，邱忠保反驳了一些媒体所讲的“来源于钢材贸易”的说法，他承认“来自有色金属铸造，随后进入了家电流通领域”。

　　1990年左右，有了一定资金的邱忠保认定，在西安这个以旅游为主的城市，提供吃、住、行的酒店是个不错的行业。于是，开始筹办飞天大酒店，1991年7月6日开张。

　　在西北地区许多人还不知道夜总会、娱乐城为何物的时候，邱忠保走在了前列——店内率先引入豪华桑拿洗浴中心、夜总会等，为先富起来的人们提供各种服务，成为西安北郊盛极一时的酒店。而各色人群的到来，也为其进一步结识政商两界的人脉打下坚实的基础。

　　“行贿高手”

　　事隔多年，我们已经无法找到邱忠保财富逐年放大的确切数字。只不过，在调查其人生轨迹指向的同时，发现1993年，29岁的他人生转了一个弯——因行贿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

　　1993年3月，看到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有利可图，已在上海投资一部分实业的邱忠保找到了当时的卢湾区副区长祝文清，谈及想在卢湾区弄一地块搞房产开发。祝当即将此事责成区建委主办。5月18日，卢湾区市政综合开发公司与邱忠保的西安“飞天”公司签订了开发改造金陵西路、重庆中路某地块的意向书。

　　正当邱忠保为是否要对祝文清“投桃报李”而犹豫时，祝文清突然以分到新居为由，开口向他“借3万搬迁费”，这让邱窃喜不已，赶紧送上3万元人民币，并声称：“还不还以后再讲”。

　　9月，他再次向祝“孝敬”上3万元。

　　10月，祝文清受贿案因群众举报东窗事发，成为上海首例因腐败而落马的局级高官，随即，他供出行贿人邱忠保。

　　于是，“邱忠保刚走下飞机，便被上海市有关部门抓捕归案”。在一个原“飞天”员工的记忆中，这件事促使邱忠保后来行踪极为诡秘。

　　被捕后的邱忠保，演绎着许多情节大同小异的腐败故事：老老实实交待他行贿的事实——在1991至1993年这段时间内，“28次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本市地块开发权、购买房屋使用权及贷、借款”，先后向6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达29万元人民币，2000元美金。

　　毫无疑问，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邱的供词又牵进去许多人：上海有色铸造厂的厂长林炎，中国人民银行黄浦区支行行长助理周歧峥、信托业务部副经理、业务员、信贷员等5人。

　　一个被法院认定的事实是，邱忠保向有色铸造厂厂长林炎行贿9万元，“借”到了该厂的银行贷款3000万元，从而让这个有着近300名工人的工厂被迫生产停顿，将近一半的工人下岗。而邱的父亲和哥哥邱忠国，都曾是该厂的工人。

　　“要办成一件事，不用金钱作润滑剂是不行的。”邱忠保奉行着这样的生意准则，于是，当时的媒体将其称为“行贿高手”。

　　1995年，在有上海市检察机关认为判刑太轻、曾抗诉到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情况下，邱还是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顺利地回到西安，继续当他的“飞天”老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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