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股市十五周年 五任精英主席难改市场乱相

　　-本报记者 张雁

　　再没有比忽略一个人的生日更令他伤心的了，今年是中国股市诞生十五周年，但人们好像忘了这回事。在经历无数的辉煌和动荡之后，中国股市成了不招人待见的孩子，没有人记起他的生日。

　　在中国股市于今年6月创下六年以来的新低之后，不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股市怎么了？或者：中国股市还能投资吗？

　　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或许从中国股市十五年的历史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前后五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在位的时间有长有短，政策取向各有不同，但作为最高监管机构的负责官员，他们无一不是中国官员中的精英，金融界的专家，他们睿智、理性、有为。

　　但中国股市还是成了今天这副样子。

　　在股市的监管者中流传一个比方，证监会主席是个坐火山口的位子，火山就是股市。十五年过去了，这个火山还在喷发吗？为什么燃尽了无数欲望、梦想、财富之后，中国的股市仍然不能长大成人？

　　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王，有什么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监管者。让我们随他们走进这历史的长卷，从头读起。

　　刘鸿儒 开辟鸿蒙

图：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 资料图片　　

    走在时代前头的人，常常在时代拐弯时被甩出来

　　多年以后，当刘鸿儒面对记者的访问，还要反复被问及发生在1990年的旧事：你是如何拯救了中国股市？

　　1990年初，国内一片低迷，但沉寂已久半死不活的股市却忽然兴旺起来。1990年5月25日到6月27日，深圳仅有的5只上市股票价格持续狂涨：深发展涨100%，万科涨380%，原野涨210%，金田涨140%，安达涨380%。而全国各地的资金仍在向深圳源源不断地聚集。

　　在市场人士看来，这不过是长期不发行新股带来的供求严重失衡、资金供给过剩引发的爆涨而已。但在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这个年交易额不过17.6亿元的市场的火爆引起了政治层面的争论。一些左派人士认为，股市姓“资”，应予取缔。

　　刘鸿儒奉命调查此事。几个月后，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会的主席台上，江泽民约刘鸿儒在回京的飞机上谈话。两个多小时里，有田纪云、温家宝等中央负责同志在场，江泽民就他所听到的各种议论问刘鸿儒，刘鸿儒根据调查结果逐一作了回答。刘鸿儒的结论是，股票市场的试点不能取消，可以暂不扩大，但不能撤。最后他说，“江总书记，请您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不会在中国搞私有化，我们会有办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发展道路；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许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要轻易地给我们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私有化的政治帽子。否则，谁都没办法搞改革试验。”临下飞机时，江泽民表态：“股票市场的试点应该保留下来，继续试验，暂不扩大。”

　　刘鸿儒赌上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救下了中国股市，却也留下了一个“不会搞私有化”的紧箍。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国家体改委在审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时内定了一个四六开的原则(流通股不超过40%，国有股不低于60%)。这就是后来为害中国股市十五年的“国有股减持及全流通”(后称股权分置)的源头。

　　片言救市，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就此和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1992年，他就任第一届证监会主席。

　　当时的证监会是个妾身未分明的半民间组织，开办费是借的，甚至连自己到底是干什么的、归谁管都一时说不清楚。它和国务院证券委都是深圳“8·10”事件的产物，刘鸿儒扮演的是一个救火者的角色。他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说：这项工作是火山口，实在要我做，时间也不能长。

　　在当时的领导人眼中，中国股市的确像是个火山口：没见起什么好作用，倒是三天两头引发骚乱。刘鸿儒从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入手，恢复股市的融资功能。同时大力推动证券基础法规的制定和理论研究。从青岛啤酒发行起，全国各地都推行了认购中签发行股票的方式。拉着整车现金到全国各地抢购股票的队伍逐渐消失了。到1994年为止，沪深股市的股票筹资额达到847亿元。

　　但是他还是倒在了“火山口”上，烧伤他的是“327国债期货事件“。

　　1995年初，327国债即将到期。在期货市场上，多空双方围绕“财政部是否实行保值贴补”进行对赌，双方都动用了大量银行资金，发生了严重的违规行为。双方开出的仓单远远多于327国债的真实发行量。——他们为并不存在的标的赌掉了上亿元的国有资金。

　　市场显示了它狰狞的一面——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也是市场，它有一种充满野性的异已力量，这种力量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虽然受到约束，但却越来越强大

　　“327国债期货事件“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多方主力辽国发清盘，掌门人高氏兄弟外逃不知去向，空方万国证券公司被接管，老总管金生被判刑。同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去职。一批热心改革但是不了解市场风险的新锐官员风流云散。

　　“327国债期货事件集中反映了我们当时证券监管制度出现漏洞，不仅是股市，是整个金融制度、金融市场的问题。要说刘老在这个事情上负有什么直接责任我看也不见得，但这个市场毕竟是由他在管。”原中国证券业协会研究部主任黄丹华说。

　　1995年3月，刘鸿儒离职。它可以看作股市第一个高歌猛进时代的结束。

　　用刘鸿儒自己的话说：“改革者大部分要牺牲。他是突破旧体制障碍的人，从理论本身到既得利益集团都需要他来突破。你冲到前面，触犯律条，突破理论禁区、习惯禁区，当然就有一帮人反对你。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最后都不会留在原位。接着再做的很可能是曾经批判过他们的人，这没关系，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它最终是一步一步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了。这个东西要坦然相对。”

　　离职后的刘鸿儒继续担任全国政协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直到2003年。同时他还在多个民间组织任职，在大学兼任教授，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出版多种金融学术著作。在无官一身轻之后，他倒成了明星和忙人。刘鸿儒自己说，至今他即使要“周游列国”，“走到哪里，都有学生管”。作为“五道口”——中国金融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教父”地位在当前的金融界可以说是无人与之比肩。

　　他忘不了股市。即使在离职后的1996年，他还提出建议择机放出一部分法人股进行流通以解决当时股市的供求失衡问题，可惜未被采纳。15年来，他的学术研究、政策建议、社会活动也多半与金融和股市有关。

　　2000年1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刘鸿儒。当时初入行的我不明白这个个子不高言语谦和的老头为什么赢得了那么多人的推重：就连年少得志的证监会副主席高希庆都对他十分礼敬。

　　在会议的间隙，我为接听电话离开会场，看见刘鸿儒一个人低着头走在我的前面，脚步轻缓，若有所思，不知为什么他的背影让人感到分外寂寞。

　　周道炯 写时评的救火队长

图：第二任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资料图片

　　周道炯在一个强势的上级和狂热的市场之间左右为难

　　和刘鸿儒不同，安徽人周道炯在到任前和离任后都很少对股市发表看法。似乎这两年多的证监会主席生涯仅仅是他一生中一个短短的插曲。

　　1992年9月的一个夜里，当建设银行行长周道炯被人从床上叫起来时，并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一个新任命：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主任是朱基)。

　　三年后，他接替刘鸿儒成为中国证监会的第二任主席。

　　摆在新任主席周道炯面前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市场上的过度投机打压下去。当时的情形是：股市涨高了，上边不高兴；跌下去了，股民不高兴；不涨不跌吧，所有的人都不高兴。而调控市场指数被认为是证监会理所当然的责任。

　　从周道炯时代起，监管者发明了一个特殊的调控股市的方法：发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

　　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深沪股市应声大跌。2000亿元的股市财富在这一周化为泡沫。与12月的高点相比，深沪股市当月的最大跌幅分别高达38%和31%。

　　这篇文章，是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基的提议下，由中国证监会负责撰写、由朱总理改定的，而周道炯本人只提了一条意见：不能用证监会的名义发表。他说：涨起来了让我们给评下去，要是跌下来了再让我们给评上去可怎么办？

　　在周道炯任职的两年多里，由他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2、 3起。他和他所领导的证监会，被骂、被围攻、被威胁炸楼，饱尝了坐火山口的滋味。就在他即将卸任的1996年3月，还发生了著名的“琼民源”造假案。

　　周道炯说：“这短短的几年，是我一生工作经历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我就像站在峰巅浪尖上，有时真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当他终于能够卸下重担时，他对继任者周正庆说：我在火山口上坐了三年，现在还好，安全着陆了，现在是该你去起飞了，我相信你比我飞得好。

　　周道炯离任后的位置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周正庆 让它涨起来

   

图：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 资料图片　

    周正庆引为自豪的辉煌业绩却也给市场埋下了隐患

　　与周道炯相反，周正庆在任期内大部分时间面临的任务是：让低迷的股市涨起来。——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国内经济长期不振，通货紧缩，需要一个新的兴奋点。为了这个，他也写了评论员文章。

　　和前两任主席相比，周正庆应该是扬眉吐气的：他在任期间，股市由低迷走向红火，创造了新的高点。政府调控下的“519”行情成了中国证券史上的经典。

　　(关于这次行情，还有一个无法证实的原因是：当时券商巨额亏损和挪用保证金的现象非常严重，急需一次牛市行情予以解救。)

　　周正庆和股市渊缘甚深。早在1990年12月19日，身为副行长的他曾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他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7年5月他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在周正庆任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99年《证券法》的颁布实行。而此前证监会与国务院证券委合并，成为正部级单位。而且是最有实权的部级单位之一——它成了“跑部前进”者们的重点公关对象。

　　周正庆是一位强势的领导者。他以“脾气大”著称，驭下甚严，说一不二，在梳理组织结构、整顿地方证券市场方面大刀阔斧，使证监会的权威空前加强。

　　这里不能不提到1996年行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庄心一，当时的深交所总经理。他严厉批评交易所已经形成了官僚化倾向，然后亲自带队开展市场服务活动。两个交易所的竞争局面在那时煞是好看，市场也因此活跃。但1997年后，交易所收归证监会直接管理，管理权力也随之上交。庄心一离职，在证监会任闲职多年，不久前才成为证监会副主席。

　　不管怎样，股市还是在上涨。股市高涨的另一层面是融资规模扩大。至2000年，中国证券市场诞生10周年之际，上市公司达1200家，筹集资金达6000亿元，为国家上交印花税达1220亿元，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已占当年GDP的52%，开户股民达5800万户。

　　新加入的大批股民使股市投资者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期的投机者多半被市场淘汰，这些新来的平民百姓们满怀着赚钱发财的欲望却对市场并不了解。同时，来得太多太快的钱宠坏了上市公司，他们根本没有动力去追求更好的业绩。只要打通关节把股票发出去就行了。

　　风险就这样在高位一点一点堆积起来。

　　2000年2月，周正庆功成身退。退了以后，周正庆的工作还是围绕着证券市场，2001年5月以后，他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证券法》执法检查。2003年6月，担任《证券法》修改起草组的组长，牵头负责《证券法》的修改工作。

　　他是历任主席中对股市发言最多、也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今年的两会期间，他曾接受记者专访，就宏观调控带来的股市失血问题批评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矛头直指他的继任者、现任中央银行行长的周小川。

　　周小川 猜到开始猜不到结局

   

图：第四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 资料图片　　

    股市千头万绪乱成一团，周小川却升了

　　周小川的想法和前任两位周主席不同，他不认为调控指数是证监会的责任。

　　周小川是最有明星相的一任证监会主席：年轻新锐、海归背景、学养深厚、思维超前。他和证券市场的缘份大约要归溯到80年代在原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高希庆、王波明这些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风云人物都在那时与他相识，他的父亲周建南作为中顾委委员当年曾受命和刘鸿儒同时到深圳调研股票市场。

　　2000年，市场上洋溢着乐观情绪。10年，中国股市长大了，开始有了自信和向上之心。好像一个想上大学的天才少年，又好像一个有了本钱想上ERP的小老板。而一个熟悉国外资本市场规则的改革派官员恰好可以给它指明方向。向成熟市场学习、与国际接轨是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上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其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要付出什么代价。

　　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周小川的超前思维和个人魅力征服了公众。但作为一个决策者，他的很多决策却受到了广泛的甚至是尖刻的批评。

　　2001年向国内开放B股市场，由于信息披露出现纰漏，形成国内投资者为国外投资者解套的局面，B股在短暂的爆发后一蹶不振至今；

　　推行独立董事制度，试图用市场力量形成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但由于市场力量薄弱，独立董事大多成了“花瓶”。

　　力推新股发行的核准制，但高市盈率的发行吓坏了包括监管者在内的公众，最后只好回到内部掌控的老路。

　　试图在市场协商的基础上推出国有股减持试点，却在“国有资产不能流失”的铁律前碰壁，被迫会同财政部出台了强制性的减持办法。

　　在市场下跌之后，受到重重压力的周小川无奈重拾“调控市场”的旧业。先是叫停国有股减持，后来又通过种种办法，包括发社评、朱总理出面表态等一系列措施稳定市场信心。但几经反复，市场仍旧疲软。

　　僵局之中，周小川还是相信市场，他主张把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交给市场讨论，希望能拿出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但是直到他离任，这样一个完美的方案始终没有找到。

　　市场或许不喜欢周小川，但他的确改变了中国股市。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股市投资者不但可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还可以到法庭上去起诉违规的证券公司或者是不作为的证监会，在媒体和网路上征集他们对市场或者是单个公司的意见。“保护投资者权益”第一次超越了行政权力和领导意志成了证监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2002年12月，周小川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离开了证监会。

　　在就任央行行长的三年来，他作为中国金融改革实际上的操盘手，经常关注股市，他的决策虽不直接针对资本市场，但却每每在关键时刻给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

　　尚福林 动大手术

  

 图：第五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资料图片  

    现任主席豁出去要彻底解决股市中的大难题，智慧遭遇高度挑战

　　当周小川离任之时，有分析认为：国内股市边缘化已成定局。他们的理由是：走了一个中央委员(指周小川)，来了一个中央候补委员。

　　和前几任主席相比，尚福林面临的局面是空前恶劣的：这是一个不但积重难返，而且丧失了信心和信誉的市场。没有人认为他能力挽狂澜。

　　但就是这个没有深厚背景也不大解股市的人，做了一件所有前任没有做过的大事：解决股市多年积累下来的股权分置问题。

　　他没有什么朋党私人，却将勇于任事者倚为臂膀；他没有浓厚的上层背景，却请出了《国九条》作为上方宝剑；他不但倾一已之力，还请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一起去解决股市问题。他很明白：在中国股市这个利益的牌局中，主要的经济主管部门都有相关的利害深陷其间：央行担心银行资金违规入市被套牢、国资委担心国企改革受影响、财政部担心身为国有企业的券商亏损要由财政买单……不说动这些老爷部门，改革无法成功。

　　长达两年多的调研和准备之后，这个看上去有点土气的中年人一出手就令人震惊：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并于5月9日晚公布首批4家试点公司。

　　6月6日，沪深股市一度跌破千点，最低探至998.23点，但是尚福林公开表示“坚决要把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底。”

　　在决策者显示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之后，市场的选择是：跟着走。恐慌和愤懑告一段落之后，市场在相对低位趋于活跃，券商、投行、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围绕股权分置改革演绎了新的利益格局。

　　尚福林是一个出色的手术医生，刀法精准，迅速而有效。他甚至完成了前任主席周小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处理违规券商、加强自律监管、分流市场风险等方面，他把周小川想到而没做到的事落到了实处。

　　但是中国股市是一个内外交感、身染沉疴的病人，能不能恢复元气尚在未定之天。

　　“不能孤立地去看股市，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部分。”黄丹华认为。

　　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股市正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起经历一个艰难的蜕变历程。成与败，言之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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