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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嘉/文
导语：国企资金大幅度退出对股市资金面和心理面造成了巨大震动
早期炒股不甚规范
1997年5月以前，国家主管部门并未明文禁止国企资金入市，相反在1992年股市低迷时，管理层甚至鼓励国企购买股票。一时国企入市成风，出现了不少问题，如1996年11月至1997年4月间，辽宁省建设集团采用集中巨额资金、利用他人名义开户、分仓和连续大量买卖等手段，操纵金帝建设股票价格，获取暴利。由此直接引发1997年5月三部委发布《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禁止国企炒作股票，国企资金不甚光彩地退场。
战略配售差强人意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后的9月8日，证监会解除禁令，在恢复国企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的同时，也限制了它们的炒作行为。《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上市公司所开立的股票账户，可用于配售股票，也可用于投资二级市场的股票。但在二级市场买入又卖出或卖出又买入同一种股票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6个月”。
但国有企业参与新股的法人配售也出现不少疵点和违规现象，首钢股份是引入战略投资者概念的第一只股票，配售比例50％，180天后“战略投资者”就轻松获取翻番的利润，由此一来国有企业参与法人配售愈演愈烈，因为法人配售5～10倍的超额认购，与当时新股认购一级市场1％的中签率，二级市场0.2～0.3％的中签率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市场对法人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在新股机会上的严重不对等意见颇多。此外，当时还有少数发行人将配股权作为特权买卖，不按真正的战略关系选择战略投资者，越线认购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一些机构不履行持股期限承诺，私下倒卖获配新股等行为，市场颇有微词，之后随着新股发行方式的转变，国企申购大军才逐步撤出。
委托理财盛极而衰
委托理财始于1996年，爆发于1999年的“5·19”行情。由于大牛市的到来以及随后市场历史性大扩容，使得国有企业资金入市热情空前高涨，入市力度几近颠峰，国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委托理财大肆盛行，纷纷将巨额资金委托券商理财，在行情好的情况下，委托理财的风险没有暴露，上市公司获利不少，2000年至2001年国有企业委托理财达到高潮。尤其是国债市场的持续火爆，不少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参与国债炒作，造成券商大量挪用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从事国债回购，由于其缺少合法的融资途径，委托理财逐渐演变成一种变相的拆借。
随着中科创的倒塌，银广夏、东方电子的伪绩优破灭，2001年起股市步入漫漫熊途，时至2003年南方证券的被托管、2004年年初德隆系的崩溃、闽发证券尘埃的不断扩散，大量上市公司委托理财的黑洞集中暴露，而前任兰生股份总经理被“双规”，2004年年底的中航油事件更是让国有企业参与股市、期市投资的风险防范意识之低下暴露无余。
宝钢系、申能系功成身退
2004年3月，上海国资委颁布《上海市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严格限制宝钢、申能等归口国企从事期货投资、股票投资和委托理财。《暂行办法》中的严格限制国企投资期货、股票和委托理财并不是“一刀切”，亦并非意味着今后绝对禁止企业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只是针对不同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监控。
尽管宝钢等极不情愿把自己的操作与上述政策联系起来，但国资退出的轨迹还是清晰可寻的，在《办法》颁布之后，2004年中报显示国企集团投资资金净流出大于净流入，其撤资意图明显，以2003年12月31日和2004年6月30日为时点，初步测算，宝钢系持股市值减少7.83亿元，申能系持股市值减少2.53亿元。宝钢系和申能系持股市值减少已逾10亿元，主要是由于两系从股市撤出资金所致。
2004年中期与2003年持股数的比较显示，宝钢系减持了7147.74万股，申能系减持了3028.33万股，申能系和宝钢系减持的股数达一亿股之巨，完全从长江电力、士兰微、金杯汽车、上海家化等35家上市公司中抽身而退。申能系剔除了太钢不锈、春兰股份、长江电力等7只股票，这些国企资金大幅度退出对股市资金面和心理面造成了巨大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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