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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背后
如果说证监会首先希望证券公司“坦白交代”，还有点“说实话给出路”的意味，而央行领导的表态则意味着金融机构退出问题已经被明确提了出来。
多年来，在信托、城市信用社、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关闭和重组过程中，地方政府以财政担保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用于兑付个人债权人。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经常欠账，财政部难以按照约定由中央财政从地方的转移支付资金或税收返还中扣回欠款，实际上使得央行成为实际的出资人，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是增加了货币投放量，损害了央行的独立性。在金融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券商的行业性问题，市场上一直流传着“国家花一两千亿就能救券商”的说法。挽救券商的呼声不绝于耳，理由大致有三：其一，国家能拿出上万亿元来“救银行”，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两千亿来救券商？其二，券商的亏损主要是国有股减持等政策造成的，委托理财搞成这样证监会也难逃其责；其三，如果券商都跨了，谁来落实“国九条”？
这些理由有的似是而非，有的则让人啼笑皆非。这一轮券商关闭接管风潮林林总总，更多情况下，是问题券商的高管为保住个人地位和利益而掩盖问题，向股东和地方监管机构、地方政府隐瞒实际亏损；是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在各种程度上袒护券商。证券公司处于公司治理严重缺失，监管失控的状况。
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因为背后隐含着巨大利益。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的券商那里一再上演：证券公司的董事长是地方政府委派的，地方政府领导的亲属就在这家公司上班；证券公司和监管部门、上市公司之间更是千丝万缕的联系；证券公司毫无道理的反向操作；当证券公司挪用保证金被调查之后，负责人到北京一跑，处罚就变成了一份轻飘飘的检查。利益集团成为行业改革的最大阻力。
正是因为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内部人控制严重，股份制的证券公司实则和国有企业无异，没人真正为公司负责。在这轮股票下跌中，跑得最快的是所谓私募基金，而大部分券商则不敢斩仓，不愿意将浮动亏损转为实际亏损。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如果亏损怎么能申请到新的业务资格，怎么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如何申请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实则很大程度上是董事长、总经理想保住位置，结果是公司重仓股市值缩水，造成更大的亏损，并且在不断的融资中增加了财务负担。
更有甚者，不乏像德隆这样的机构控股证券公司，将其作为融资平台，最终形成巨大亏损。德隆之所以能控股多家金融机构，还是由于监管乏力，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事实上，财务状况越是变差的金融机构，越是流动性不足，就越有可能产生赌博心理。如果监管者没有有效的及时校正措施，就不能促使它们用正当的方式去扭转经营不善的局面，反而可能出现更大的风险。这会演变成为严重的道德风险。这时，监管往往失去威慑力。
如果以上种种问题不能解决，很难想像挽救的券商不再重蹈覆辙。但是，有种种力量在阻碍证券行业的正常退出。除券商自身的各种求存努力，地方政府为了保住当地惟一的综合类券商牌照可谓不遗余力：协调债权人不逼债；协调公检法不要立案；指定地方企业注资，不一而足。这些做法以“维持一方金融稳定”为旗号，实则是保护利益阶层，不想牵涉出更多的人和问题。
原本并非政府持股的股份制公司，在资不抵债之后却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救助，有政府这样一个靠山，这样的证券公司能建立起独立经营、风险自担的意识吗？能真正为股东负责吗？政府指定的重组能够按市场定价吗？能真正保护股东利益吗？不难想像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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