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股票市场矛盾的“逻辑”过程是从外到里：要解决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首先从政治制度开始，由政治制度影响经济制度，然后，从需求方面进而影响金融体制和银行体制，最终影响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从供给方面进而影响企业制度和国有企业，最终影响上市公司。等供给与需求两个链条上的矛盾都得到解决以后，股票价格自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外到里的逻辑过程，是一个很理性，很协调，完全自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才不可能是一个现实的过程。

　　解决股票市场矛盾的现实过程往往正好相反，是从里到外，这是一个矛盾产生、演变和激化，最后才不得不解决的过程。这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过程，是博弈和讨价还价的过程，是斗争和妥协的过程。

　　矛盾先在股票市场爆发，股票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大家才想办法解决它，先看看能够直接在股市做些什么(比如暂停新股发行)，然后再看看在上市公司、国有企业和国资委层面上能够做些什么(如公司治理，分红制度)，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可能要动更深层次和更高层面的东西(如股权分置改革)。资金方面也是一样的，先看看能否先在市场内增加资金(比如多发一些基金)，然后再看看能否让一部分投资性的国有资金入市(如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就要考虑财政资金(如汇金的资金)，资金的最后一关是银行资金。

　　股票市场矛盾解决的现实过程是从里到外，从股票市场危机开始，一步步往外冲击，不断冲击外部的更深层次的制度性约束。随着股票市场矛盾的激化，随着股市危机冲击效果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转变，股市危机将不断地推动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说，股票市场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回头来看当初关于股市“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不是没有一点意义。

　　股市矛盾的产生、演变、激化和解决整个过程都是靠政策来解决和调整的。矛盾运动到了一定的程度才有可能出台相应的政策，否则，即使是前瞻性的、明显合理的政策，如果矛盾没有激化到相当的程度也是不可能出台的。这是预期和分析中国股市(“政策市”)各项政策的一个方法论。

　　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和规范化建设

　　理解和把握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是理解和把握中国股票市场政策以及股票市场波动的前提。中国股票市场监管的力度和演变也是与国有企业的改革相适应的。

　　正如前面说过，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起源于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因此，股票市场的监管是以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为前提的，市场监管本身并不重要，监管的力度自然有限。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整体上处在摸索的阶段，改革对象是中小型国有企业，主要形式是股份制改造，在具体操作上采用“个案处理，局部解决，少数人决策”。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整个过程对于社会来说是不透明的。与此相对应，这个阶段的股票市场也是不够透明的，股票市场监管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理念，监管手段有限，监管力度欠缺，监管体系也不完整。

　　经过十多年的改制和改革，中小型国有企业中的大部分要么已经上市要么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大型国有企业也通过改制发行股票获得巨额资金并已经上市。随着近几年来行政权力的强化以及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垄断越来越多的资源，新一轮的改革将不可避免。大胆猜测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可能会在未来的5-10年展开，其主要特征很可能是央企股权的社会化和经济活动的民主化，采取的方式希望是“统筹规划，社会参与，透明决策”。这与上一轮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截然不同。与之相对应，股票市场将成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进一步改革的主要(甚至唯一)平台，那时的股票市场将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市场运行将更加透明，更加规范，市场监管力度也将大大加强。

　　现在的股票市场正处于前述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监管的特点是从不太规范、不太严格向更规范、更严格演变，市场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因此，今天说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严格查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误导投资者、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等，已经不只是说说而已，谁要按以前的潜规则进行操作，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股票市场推动改革的三个层面问题

　　股市的危机推动了体制的改革，哪些改革能够实现，哪些改革不能够实现？哪些措施能够做到，哪些措施不能够做到呢？我们从三个层面分析改革的措施：第一是理念的层面，第二是政治的层面，第三是技术的层面。

　　所谓理念的层面是最高的层面，那是认识的层面，哲学的层面和价值取向的层面，通常会表现为意识形态。理念决定基本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企业制度、经济调节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等。中国股市危机时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政府要不要救市”，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理念的问题，然后是资金和利益的问题，最后才是具体方案和操作的问题。

　　股票市场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包括股市的产生，重大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认识和理念的突破。如果理念上不突破，就不可能有大的股市发展，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政策上的突破。所以，理念是很重要的。

　　下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如果认识和理念问题解决了，后面的问题是，政治上要做安排，政治安排主要涉及的是利益和权力，任何一个大的政策出台，最后涉及到哪些部门来操办，各个部门之间什么样的权力，涉及到股市的，哪些是属于证监会的，哪些是属于国资委的，哪些是属于财政部的，哪些是属于人民银行的。各个部门之间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除了部门权力和利益之外，更大的利益在于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平衡，比如发行制度问题，证券经营业态问题，等等。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是技术方案和操作的问题。如果说技术问题重要，确实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政策的成败，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往往取决于技术方案的设计；如果说技术问题不重要，确实是一个附属于其他前提的问题，因为技术问题是工学问题，只是体现了理念和制度的要求，落实了政治的安排而已。

　　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和股票市场

　　为什么西方的经济金融理论不能解释和解决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

　　股票市场对于我们来说是西方的东西，人们自然会想到用西方的经济学和金融理论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然而，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不能解释和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也不能解释和分析中国的股票市场。

　　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是我们都知道，配置资源之前要解决好至少三个前提：第一，资源归什么人所有，也就是所有权的问题，如果资源归什么人所有都没有搞清楚，怎么能进行资源配置呢？第二，什么人、怎样配置资源，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资源的配置权是不确定，那么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第三，什么人对资源配置的结果负责，也就是谁享受经营成果或者承担经营损失。西方经济学对三个前提对应的分别是：资源的产权私有，资本家直接或者通过代理人间接进行资源配置，资本家对经营结果负责。显然，这三个前提与中国的现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的西方经济学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股票市场。

　　从经济学的学科体系来看，宏观经济分析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是供给分析和需求分析，供给分析的核心是企业行为。在西方经济学的企业行为分析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先看西方经济学中假定的企业行为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企业的战略、管理、投资、日常经营等等，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但是我国的企业，占绝大多数和绝对优势的企业都不是，也不能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关于企业行为研究，在这里不作展开)。再看约束条件，西方经济学中假设的约束条件主要是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在完全竞争条件之下，甚至资源约束都不存在，主要是技术约束。但我国企业的约束条件是技术性约束、规则性约束和资源约束。

　　我国企业行为中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假设都是不同的，不仅在性质和内容上不同，甚至在稳定性上也不同。我国企业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常常是不可明示的、多变的和相机抉择的(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色彩)。

　　因此，四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不能解释中国企业的行为，自然也就不能解释和预期企业的内在动机和对外部刺激(如政策)的反应。企业既是股票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又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不能解释中国企业行为的经济学及以经济学为基础的金融学，当然也不可能解释中国的股票市场。

　　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结构的演变

　　任何社会经济过程的主导力量都要从这一过程中获得利益。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设计、主导、控制和掌握整个改革过程。因此，行政力量和掌握行政权力的人一定要从改革中获得好处，如果不得到好处，或者得不到好处，那么改革过程就进行不下去，或者他们就不会允许改革过程进行下去。

　　但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就是经济力量不断增强，行政力量不断减弱的改革，看起来是行政力量推动着不断使自己弱化的改革过程。这个矛盾是从概念到概念推出来的形式逻辑的、表面的矛盾。如果行政力量在不断弱化的过程中，不能从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方面得到补偿，那这个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也不可能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改革进行到今天，它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一定得到了好处，只是这种行政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换做得太巧妙了，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巧妙的好处是在一时一事避免上显性的冲突，弊端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无法面对现实，无法通过公众讨论达成社会妥协。

　　即使在改革暂时停滞的短暂过程中，主导的力量也是要获得好处的，既然无法通过改革获得经济利益，就会出现行政集权，权利集中越来越多，财政聚财，以政府或者央企的名义聚集大量的收入、财力。市场化改革30年了，还会出现近5000人报考1名公务员的现象，可见行政的权力和好处的吸引力之大。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结构基本是以行政权力为标准的金字塔形结构，市场化改革成功以后，相信社会结构的标准很可能是以财富为主要标准。为实现平稳渐进的改革，就要保证社会各阶层从整体上来说在两个社会结构中实现基本对应的平移，换言之，在行政权力结构中处于什么相对位置的社会阶层，在财富结构中也能够处于什么样的相对位置。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股票市场所处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大环境和大背景，只有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和历史的进程之中，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分析中国的股票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