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企业制度是由我国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决定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维护现行的经济制度需要一种能够维护国有企业特殊地位的企业制度。如果我们的企业制度不能够保证国有企业有垄断的优势、特权，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与民营企业展开平等竞争的话，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是现在这种状况，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就没有赖以依靠的企业细胞。

　　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制度的变革也相应地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这是因为，掌握渐进改革的行政权力需要掌握国有企业来保证整体改革的进程和全局。因此，这样的经济制度是由这样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比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哪些行业可以放开，那些产业应当垄断，哪些企业可以做股份制改造，哪些企业不可以，哪些企业可以卖给普通老百姓，哪些可以卖给国内战略投资者，哪些可以卖给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个企业由谁控制，谁从改革中得到好处，谁有权，谁有钱等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的东西，实质上是政治的东西，最终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历史地选择了现在的政治制度，我不懂政治，但我深信这一点。综上所述，中国股票市场供给的决定机制是：文化社会历史等因素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企业制度，企业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的状况，国有企业的状况决定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状况，上市公司的状况决定了股票市场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3、中国股票市场的需求决定机制

　　股票市场的需求就是进入股市的资金(也就是股票市场基本决定机制图的右半部分)，股票市场需求也有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进入中国股市的资金数量大，就意味着对于股票的需求大，否则，就是对于股票的需求小；衡量股票市场需求质量的主要指标是资金期限和稳定性，期限长、稳定性好的资金的质量就高，反之，期限短、不稳定的资金的质量就差。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数量和质量是由投融资体制直接决定的，我国的现状是直接融资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如前所述，只有在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限度之内得到重视)，之间融资的比例也很小，而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间接融资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具有战略意义，间接融资的比例很大。

　　我国现在这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是由银行体制决定的。在中国经济的融资活动中，几乎所有的金融资源都掌握在银行体制手里，并且国有银行占有绝对的优势。国有银行为什么能够如此强大？这是由我们的金融制度决定的。

　　中国金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哪些机构可以做哪些金融业务，怎样做这些金融业务，其核心是银行制度。这个金融体制决定了银行在经济的资金融通中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决定了哪些机构可以开银行，哪些银行可以做哪些事情。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经济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必然地，实体经济的国有企业要得到金融方面的资金支持。间接融资的资金流向是由银行掌握的，只要掌握了银行就掌握了资金的流向；而直接融资是由资本市场配置的，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可以为资本市场上的资金规定严格的流向和规模。在银行主导的金融体制下，绝大多数的金融资源通过银行投资到企业中去，在银行中由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占绝对优势，那么，政府就可以决定贷款的投向，贷款投放的规模，就可以保证国有企业获得足够的资金。可见，我国的金融制度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而设计的。由于国有企业的地位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所以，我国的金融制度也是由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的。

　　股票市场的需求决定机制就是这么一个链条：股票市场的需求决定于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数量和质量；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投融资体制，也就是说取决于多少资金通过银行体制配置，多少资金通过股票市场配置给经济；投融资体制决定于银行体制，现在是国有银行占有绝对优势；银行体制决定于金融体制，金融体制要保证现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决定于政治体制。

　　4、从股票市场的基本决定机制出发定位股市政策

　　中国股票市场是政策市，政策怎样通过股票市场的决定机制来影响甚至左右股市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对股票市场基本决定机制做一个简单概括：

　　我国的股票市场最基本的运行机制取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股票市场的供给，也决定了股票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决定了股票市场的监管制度以及股票市场中间机构的运行。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当然不是一步到位地直接决定股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而是经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从供给方面来说，要经过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最后决定融资规模和经营业绩。供给方面的核心环节是企业制度，关键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股权，如果企业制度不进行重大改革，国有企业股权和经营问题就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从需求方面来说，要经过金融制度-银行体制-投融资体制最后决定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规模和质量(期限和稳定性)。需求方面的核心环节是金融制度，关键问题是银行资金，如果金融制度不进行重大改革，银行资金就无法进入股票市场。

　　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以及中介服务不能只将国际惯例，也不能只讲中国特色：从市场监管来看，除了要考虑国际上各股票市场通行的监管之外，还要考虑中国的企业制度(上市公司)和金融制度(资金)；从中介机构来看，在提供股票市场通常的中介服务之外并遵守股票市场中介的职业规范之外，还要遵守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金融企业特有的一些规定。

　　因此，中国股票市场表面上看起来，最直接的是供求决定了股票价格的波动，但背后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是有一系列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系列的因素，一系列的环节里，才隐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离股票价格越近的东西越是市场化的东西，越是资本市场的东西，也是投资者越容易感觉得到的东西(比如上市公司的业绩，股票的发行，进入股市的资金等等)；离股票价格越远的东西越是制度性的东西，越是行政干预得多的东西，这些制度因素决定了股票市场的重大方面，但往往是投资者顾不到的东西。

　　影响和决定股票市场重大事项的政策，通常可以在股票市场基本决定机制图上找到位置。比如，有限度地允许一些特别的国有资金(如保险公司资金)入市，就停留在图中“资金”这个层面；如果是银行资金，就要涉及银行制度，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一旦允许银行资金入市，就意味着整个银行体制甚至金融制度要发生重大变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能性很小；证券公司融资是介于银行与中介机构(证券公司)之间的一个政策，一部分内容超出了证监会的范围，需要银行方面的认同，但不涉及银行的基本制度；上市公司治理(如独立董事制度)，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基本上属于证监会的监管范围，但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就要涉及国资系统的问题，不是证监会可以说了算的；著名的股权分置改革，如果非流通股股东是私有的，按照证监会的股权分置改革规定进行就可以了，如果非流通股股东是国有的，就要取得国资委的同意；股票发行，理论上说主要是市场监管的问题，但如果发行企业是国有企业，证监会就要保证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如果是重要的国有企业，证监会就要安排发行和上市而不会有真正的审核，如果是民营企业，那么该怎么审核就怎么审核；如果是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的处置，通常会上升到企业制度和经济制度甚至更高的层面，既非证监会甚至也不属于国资委的一般性决策(国有“大非”的真正流通就属于这个范畴)；

　　查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仅仅涉及民营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人员，那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果涉及重要国有上市公司及其领导人，那就不是证监会可以决定的；查处基金的老鼠仓，处理职业的基金经理要比处理政府派出的高管人员容易得多；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民营股东和国有股东往往也是要区别对待的；等等。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判断有关政策在股票市场基本决定机制图中的位置，我们就更容易判断这个政策的涉及面大小，它出台的难度和可能性，决策层面的高低，出台速度快慢，对股票市场发生影响所需时间长短，影响的深远程度，等等。如果我们认同中国股票市场是政策市的说法，那么对于政策的预期、理解和把握就是股票投资决策的第一要务。

　　5、股票市场的矛盾运动及其解决过程

　　股票市场的矛盾运动是股票价格波动的原因，矛盾尖锐的时候表现为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极端情况下表现为股票市场的危机。严重的供过于求，就是股价的暴跌，严重的供不应求，股市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