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政府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3)

　　第三，通过多种渠道努力解决大小非问题以改变市场对于流通股供应量急剧增加的预期，排除“股市堰塞湖”险情。

　　在一个积极向上的市场中，相对于2007年的市场融资量，大小非减持本不应成为太大的问题。如果当时设计方案时，能有序引导使各大小非流通时间根据对价的不同规定不同的解禁期限从而最大程度错开流通时间；或如笔者一直强调的集中一两年时间先解决解禁股的流通问题，而不要使“再融资”与股改“齐步走”，可能效果会更好。但目前情况下我们建议：

　　开辟导流洞，分流大非减持数量。按照原来国务院关于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可将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的大非股票按总股数的一定比例分年度划转给中央社保基金，地方国资的地方国企的大非股票按总股数的一定比例分年度划转给地方社保基金。有些现金流充沛、国家本身也必须保持控股的公司甚至行业可以考虑整体划拨给注重长期收益的社保基金。

　　堰前筑坝，减轻下游的压力。鼓励国有与民营的大非自愿按照公司法股东自治的原则，锁定流通期一段时间。国资管理部门可以规定：银行、石油、通讯、电力、煤炭、军工、港口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的国家最低控股比例并向社会公开（在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此时国家持有的股份仍具有完全的流通权，与股改前的不能流通的股权有本质的区别，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进展情况，国家还可以随时调整这方面的比例与持有时间），由此可以锁定大部分大非，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大非的预期稳定对小非具有很大的影响。且不提小非的数量影响市场究竟如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在一个预期上涨的股票市场中，小非的每一次减持都可能是一种损失，而只有在一个预期下降的市场上，相对于小非的低成本乃至零成本，每一次减持都可能是一次及时套现的理性选择。

　　利用现有导流明渠，增强大小非的承接能力。大宗交易系统是管理层开挖的导流明渠，对于解决股市堰塞湖的排水具有积极作用。需要加强的：一是增加承接大宗交易中机构投资者的力量，可要求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等机构以一定比例的资金储备用于承接大小非减持的股票；二是要求大小非减持计划应提前半年预告制度并将该股份委托给证券公司代为减持，三是监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禁止上市公司股东利用第三方账户借道减持。

　　第四，国家可以使用适量的外汇基金，在境外买入部分处于价值低估的中国上市公司股票，夺回这些公司的股票定价权，继而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向上。目前，一些国际投资机构利用其影响力和资金实力，一方面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唱空中国公司股票，一方面却不断要求我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与加大国内投资额度，为其在国内市场低位建仓创造条件。对此监管部门应当加以严密监控其不当行为。同时由于一些海外上市公司业绩出众，投资回报率远高于购买美国国债，可以考虑动用外汇基金买入适量处于价值低估的中国公司股票以获得稳定收益；另一方面，通过外汇基金的购买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某些机构对这些公司股票价格的刻意打压，获取不当利益现象的发生。与中国投资公司对黑石、美林的投资相比，这样的投资风险并不大。

　　第五，央行出台货币政策应当把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作为目标之一。随着国民财富的证券化水平不断上升，政府承担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之责早已成为常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就在传统的反通胀和反萧条两大目标之外，增加了第三大目标：维护金融市场体系的稳定。我们建议，资本市场作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央行在考虑货币政策出台的时机、步骤与力度时应适当地兼顾资本市场的稳定。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在金融体系内部结构日益复杂、相互关联度高的今天，如果资本市场出了问题，银行体系也难以独善其身，我们不能顾此失彼。

　　第六，组织平准基金高调入市。中国证券市场现在的基本面与企业的投资价值比高位时要稳定许多。与运用外汇资金一样，运用平准基金在关键点位高调购入相对偏低的大权重股票，一方面稳定了市场，一方面在低位进入时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投资。虽没有当年“大敌入侵”的气氛，但类似香港盈富基金的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借鉴。高调的目的在于形成市场的正预期。之后平准基金可以在赢利的前提下逐步退出。甚至可以考虑向机构投资者乃至普通投资者增发平准基金，可能会比发行普通基金对证券市场的稳定效果与积极意义要好得多。

　　我们相信，如果利用市场的相对低迷，出台一些既能促进中国资本市场长治久安又能解决目前市场困境的政策性措施，经过既治标又治本的努力，一个具有投资价值、与中国经济地位在世界上相适应的中国资本市场将会重新出现在广大的投资者面前。（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