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0万人同坐股市过山车(2)

　　他的买卖说起来很简单：他通过在合肥工作的弟弟打听到合肥银行国库券买卖价为96~98元，而自己所在的上海则为100~103元，之间有5元差价可赚。第二天，他凑了10万元，坐火车直奔合肥。他在合肥吃进10万元国库券，然后倒给上海的银行，三天获利6000元，相当于月工资的100倍。随后的一个月里，他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个开放城市跑了个遍，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他占1／7。一年后，他成了杨百万，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当时上海有关领导的一个批示上出现的。他告诉记者：“当时没有银行卡，也没有100块一张的大钞，10块10块地扎成一万，我称过，一万块钱是一斤二两。”

　　再后来，杨百万成了中国内地最早的股民之一。很多人分析，除了国库券的第一桶金，杨百万并没有从股市中赚到多少钱，理由是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那家由他和儿子两个人组成的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四处办培训班，卖炒股软件。但谁都承认，这个上海人确实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代表人物，代表你我这些小散户们。

　　杨百万本名杨怀定，二十年后，他给自己的孙子取名杨线(谐音阳线)，小名涨停板。

　　中国与股市握手惊动世界

　　在杨百万把国库券炒得风生水起的时候，高西庆、王波明等这些在美国华尔街开了眼界的“海归”开始在中国折腾起了半官半民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史称“联办”。国内的年轻官员们也热血沸腾，代表人物有宫著铭、张晓彬等，前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后者任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在人民银行牵头组成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中，他们俩主持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股份制改革在艰难起步，在这个中国股市的“婴儿时代”，人们用复杂甚至是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刚刚出现的这一新生事物。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

　　这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1986年11月1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长约翰·范尔林先生访华。邓小平同志会见他时专门提到了中国也发行了股票。范尔林很兴奋，随即向邓小平赠予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按国际惯例和中国礼节，中国领导人也应回赠一件礼物。经再三考虑后，决定赠予范尔林先生一张股票。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慕华和副行长刘鸿儒紧急从各地调来了股票样张，挑来选去，决定用飞乐股票作为回赠。范尔林还专门花2000美元雇了警车到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去过户这一张50元人民币面值的股票。

　　国际社会因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

　　此后，飞乐音响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的第一只股票。但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是深市00001的深发展。深交所首任总经理王健说：“飞乐音响和深宝安发行的‘股票’，既保本又保息，还分红，还可以退股，这算哪门子‘股票’？甚至连企业债券都不是。深发展不保本不保息，真正回到了‘股票’的原有概念上。”

　　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林访华。邓小平同志会见他时专门提到中国也发行了股票，后来还赠送他一张飞乐股票。国际社会因此发出了“中国与股市握手”的惊呼。

　　“不保本就不保本……也算是支援特区建设。”“给国家出力，还要什么利息。”“当代沙奶奶”陈观玉1990年取出2万元存款购买深市第一股深发展时这样回应对股市风险的提示。几年后，这2万股深发展股票带给她超过百万元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