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资：牛市终结(2)

　　股市不能承受之重

　　《上海国资》记者 孙汝祥

　　2007年，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数额巨大,达到2005亿元,超过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91%

　　虽然4月24日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下调对股市难以产生长远的影响，但短期的刺激效果却是显而易见的。至此，围绕着印花税应否调整的争论似乎告了一个段落。然而，由于一直以来印花税政策的频繁调整，由于中国股市政策环境的不甚稳定，不难预见，关于印花税的争议不会就此打住。

　　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国并非成熟完善的股市政策环境中充扮了行政工具这一尴尬的角色，正因如此，本该中性的经济政策，由于频繁调整而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被争议的对象。

　　调整之辩

　　上一次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调整由财政部于2007年5月30日凌晨宣布，由1‰调整为3‰，这直接导致了2005年底开始的这一轮牛市期间令投资者最刻骨铭心的“5.30”暴跌。此后，股市开始大幅震荡，随后进入持续低迷状态。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5.30印花税上调应为这轮行情负主责，但很多投资者还是把账算到了印花税上调的头上。因而，在股市指数越走越低的情况下，市场指望政府调低印花税以刺激股市的诉求愈加强烈。

　　在此背景下，关于印花税应否调整，以及为何调整的各种声音开始争论起来。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关于调整印花税的政协一号提案，更使得印花税调整成为市场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各种关于印花税会在某时下调的传闻也充斥于市场。

　　主张调整印花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3‰的税率太高，因而造成交易成本过高，市场效率过低。2007年，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数额巨大，达到2005亿元，超过上市公司分红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91%，比2006年增长近10倍。而今年一季度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597亿元，同比增长387.8%，已超过2007年上市公司分红500亿元的总规模。

　　“设想一个股民，不是为了赚取价差收益，而仅仅是做上市公司的股东以获取分红。他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收益，还不如给国家上缴的税收多，这合理吗？” 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在接受《上海国资》采访时说，“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则对《上海国资》表示，从证券交易的税收负担的适度性和合理性角度分析，应该是要做调整的。他说：“今年印花税收入增长很快，而资本市场却低迷了很多，同时又通过国有股的减持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政府没有必要再把印花税揪住不放。”

　　双边征收是证券交易印花税政策被质疑的又一方面。目前世界上只有澳大利亚和中国是对买卖双方征收，其他国家只对买方或卖方征收，甚至不征证券交易印花税。“上车已经买了一次车票，下车还要人再买一次车票，你觉得合理么？”胡俞越表示印花税应该变双边征收为单边征收。

　　在调整印花税的支持呼声中，“反对者”的声音也在同时发出。这些反对的声音认为，印花税下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股市低迷的问题，政府也不应该以调整印花税为手段实现调控市场的目的。

　　霍德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金融学教授，曾因表示“坚决反对用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而成为股民火力最猛的“炮轰”目标。霍德明、贺强似乎成了印花税应否调整争论双方的旗手。

　　但贺强在接受《上海国资》采访时却表示:“北大的霍德明跟我没有什么本质的对立，媒体不要把他跟我搞成对立面。他是赞成我的根本观点的，印花税肯定是偏高的。他只是反对把降低印花税当成救市的政策工具，他只是反对这一点。”

　　救市之惑

　　随着争论的升级，印花税调整和救市被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救市还是不救市，印花税下调还是不下调，都成了问题。

　　“我认为讨论这些问题都是无聊的。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都采取手段来维护市场的稳定运行。我们新兴市场国家，股市刚刚完成股改，按说应该走上规范理性的发展轨道，没想到，短短半年时间，市场就暴跌了一半。我们为什么不救市？”胡俞越说。

　　他认为，从宏观经济整体指标看，高位有所回落，但总体基本面还是向好的。但是从微观的，股票市场的技术指标来看，所有的指标都走熊了，这种情况下需要有大智慧来解决股市的乱局。“仅仅依靠印花税的调整，解决不了股市的根本问题。要打一套包括印花税的减免、单边征收，限制大小非解禁，规制融资和再融资等在内的组合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则对《上海国资》表示，印花税确实应该调整，但印花税调整跟救市应该区别看待。“印花税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提高交易的效率。而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救市而调整印花税，那如果将来股市涨上去，你不是又要把印花税加上去吗？”

　　赵锡军认为，用税收政策来调控股市，对股市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关于股票的税收政策是股市的环境，这一环境对于投资者而言，越稳定越好。“如果环境老是发生变化，投资者就不会盯着上市公司本身的业绩并据此进行投资决策，而是更多地去看国家会有什么政策出台。这不利于培养投资者关注上市公司质量而进行理性投资的理念。所以，政策环境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稳定。”

　　但赵锡军同时表示，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调低印花税可能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即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又可能恢复投资者信心，“但这是一个偶然的时机”。

　　此次降低印花税，税率由3‰降低至1‰，以某股民持有价值1万元的股票为例，根据之前的税率，他的股票出售一次，将支付印花税30元，而根据新的税率，同样价值的股票，出售后只需要支付10元印花税，再算上佣金等，此番调低印花税，股民的交易成本将降低至原先的60%左右。

　　“说到救市，什么叫救市？把股票价格从低点拉到高点，这就叫救市？我觉得这不叫救市。救市是当市场上出现了特别不妙的事情后，比如香港1998年的时候，出现大量对冲基金投机攻击股市的时候，政府才去救市。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救市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你只能提政府要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把股市从低点拉到高点，那是上市公司要做的事情。政府要做的是把投资者引向关注上市公司运营质量上来，关注宏观经济，这样才能提高投资者理性投资的水平。”

　　“5.30财政部调高印花税，5.30之后跌倒4000，但是后来又猛涨了2000点，由此可见，长期来看，调高印花税并没有起到遏制投资，让投资者更理性投资的作用，所以期待着通过调节印花税来调控股市，这种期待是不现实的。”赵锡军说。

　　不过胡怡建却从税法的角度给出了另外的解读。他指出，在讨论政府要不要用税收手段来调控股市时，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国的印花税法跟其他国家的税法不同，其带有行政政策工具色彩，而不是以法律的面目出现的。如果作为法律的话，它应该是在经济平稳的时候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既不针对经济膨胀，也不针对经济萧条，而是对经济采取中性的态度。但在我国，是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立法，而国务院本是一个行政部门，它需要税收作为行政工具。

　　“反对利用印花税调控股市的人基于国外没有用税法调节资本市场的事实，从理想主义的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没有错。但是问题在于，政府在提高印花税的时候，就已把它当作了工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忽视我国税法的实际情况，否则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现实。”胡怡建说。

　　“一面是股市乱象，一面是亟待完善成熟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并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印花税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一位金融专家对《上海国资》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