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德隆》：东西方管理思想与文化博弈(2)

　　是非成败

　　德隆倒下了，但对西方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却更加激烈了。有人说，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无效，甚至是错误的，必须用中国式的管理来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有人说，管理咨询机构害了德隆，国外咨询不可能为中国企业带来价值，甚至普遍对咨询持怀疑态度；也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西方管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才得以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足以与西方管理理论相媲美……

　　首先让我们回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历史。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在“借鉴、批判与吸收”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止传教，翻译西书七千部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并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从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

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莫名其妙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说的语汇。

　　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我们向主流文化回归的历史，也是西方管理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从约法尔到泰勒，再到彼得·德鲁克，历经经验管理、科学管理、现代管理三个历史阶段，其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正在被更多的借鉴到其他国家。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认识传统商业文化与现代管理的本质区别。今天我们所说的“企业管理”，其研究对象是一个组织，基本含义是如何实现企业组织持续性和健康性的发展，通俗地说，一次性的赚点钱与连续不断的赚钱，不是一回事；一个人赚钱和一个人管理一群人赚钱，更是有着本质的差异。

　　其实，商人的获利活动两千年前就已经有了，但为什么“企业管理”一词却在一百多年前才出现？就是因为传统商人的“赚钱”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企业管理，并不是一回事。

　　传统商人是以“哪里有利润就往那里走”的商业本能去获取利润。传统商业文化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是将个人的、社会性的人生、理想、道德牢牢粘在一起的个人文化，其所管理的对象也仅仅是人而非组织，管理的唯一目的是获取利润。

　　德隆看起来虽然很大，但在实际管理中仍然表现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个人”特征而非现代管理的“组织”特征，依靠个人魅力、英雄主义、人治等等。其所引进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也就失去了建立在组织管理之上的基础。

　　“现代管理学”观念是在管理大师德鲁克1946年写的《公司的概念》基础上确立的。现代管理理论建立在组织利益基础之上，其所关注的是企业的利润来自哪里、效率来自哪里、产品与顾客的关系、组织与个人的关系，这是现代管理学的核心。对于前两个问题，今天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是西方企业管理的共识，即：利润来自满足顾客、效率来自分工流程。

　　德隆国际及其金融机构，他们客户除了融资户外，消费者在哪里？更不要说如何满足顾客需求；而象三株、飞龙等等企业，虽然“利润是来自顾客”，但是，它们除了面对对手的价格战手段之外，几乎看不见它们满足顾客的其它组织能力。

　　无论中国传统商业智慧看起来多么令人着迷，都必须被纳入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去判断它的真实价值和有效性，或者说，传统商业智慧只有被镶嵌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才会重现往日光辉，否则就会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杀手。而那些所谓的结合中国特殊国情，使用“狼性精神、制胜策略”等等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语言，在错误地解读着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实际上，假如一个老板或企业家所思考的问题是“获取利润”，那么，中国传统商业的各种赚钱的技巧和智慧，已经足够用了，完全没有必要去学习什么现代组织管理。

　　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西方管理理论需要“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它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走到了尽头；也不能得出“只要是适合的，就是好的”的模糊结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分析，找到正确的融合方法，这才是当务之急。

　　德隆顺应国际潮流，将其管理文化与世界一流看齐，却在借鉴、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的方法和手段上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没有严格区分传统商业与现代管理，没有认真洞察中国管理所处的历史、社会发展环境，同时对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的管理也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个人”特征，距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相差甚远。

　　所以，西方管理理论引入德隆，不是西方管理理论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德隆不具备引入的条件。换句话说，德隆聘请“洋咨询”机构，本身没有问题，要害在于“洋咨询”理论与德隆“个人”特征公司不兼容。

　　此外，要充分认识到中西方企业在规模、管理的差异。广泛流行的西方管理理论和教义，是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总结。如果说这些跨国公司是体格庞大的骆驼，中国的多数企业充其量是一只兔子。那些理论是管理骆驼的方法。我们一直在学习并努力做的，就是用管理骆驼的方法来管理兔子。这就是中国企业管理的最大误区。这些跨国公司已经足够大，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在未来10年内很难达到他们的规模，他们的经验尽管是正确的，但在使用上有局限性。

　　骆驼和兔子有很大分别。一是骆驼骨架大，前进需要稳健，不能跑得太快，太快就要散架。而兔子比较小，速度是其生命特征，前进需要奔跑和灵活。所以，跨国企业谈流程管理、谈品牌、谈市场占有率、谈沟通，凸显管理的规范化。而兔子要求跑起来，灵活是关键，速度是获胜的前提。所以在企业营运中，所谓流程管理、平等沟通管理，远没有西方跨国企业管理来得重要。重灵活、求利润，这才是相对小规模企业的生存方法，这也是兔子的生存方法，就是要让兔子撒开腿跑。所以，中国企业要生存，需要速度、灵活和利润。海尔、华为、联想、TCL、远大这些企业近20年的成长是原来规模的几千倍，甚至上万倍。这些企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是中国市场上奔跑得最快的一批兔子。

　　骆驼和兔子的另一个不同在于，骆驼有驼峰，有足够的储存，骆驼可以7天不喝不吃，照样穿过沙漠到达目的地。而兔子不行，兔子必须边跑边找吃的喝的，否则很快就会饿死、渴死或累死。所以西方跨国企业谈大投入大产出，他们往往把数年的亏损作为实现占有中国市场的基石。而中国企业必须务实，要有现金流和利润，同时逐步提升品牌，因为我们没有跨国公司那么多的储备。每天必须挣到吃饭的钱。

　　一个必须产生当期利润的企业和一个可以亏损数年的企业，怎么可能是同样的运作方法？如果我们耗费大量的时间追求完善的体系、流程或片面追求市场占有率、追求完美产品等，只能使投入产出严重失衡，同时错失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最后，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企业生存环境上要有深刻理解。

　　中国企业家看西方管理理论往往不太注重其产生的背景，也忘记了需要变化着使用。西方人和东方人是有着较大的差别的。西方人有着按章办事的传统，而东方人却有着依着自己的“心境”办事的习惯。西方的管理理论是一个只管“身体”与“身体”的关系，所以，西方人把管理交给制度，而东方人需要的就是心安，然后求个理得，强调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和谐，由此，东方人也习惯于把团队的问题交给能人。西方管理理论倡导团队的合作，强调以人为本，但这样的理念本质是因为生产流程的分拆带来的。专业化和流水线作业的要求让西方管理习惯于把工作细分为无数的工序交给不同的人完成，显然，没有合作是做不成的。

　　文化管理，是继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后的一个新的管理发展阶段。

　　文化的差异让西方管理理论变成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彼得·德鲁克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很多东西可以引进，资金可以，机器可以，先进技术也可以，唯有一样东西——“管理者”不能引进。中国应该自己培养属于自己的管理者，他们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韦尔奇很直白地说：“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受到西方管理理念的困扰，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我认为中国应当自行其事。而且在中国成长和繁荣的过程中，中国将创立一些体系，这种体系会长久成功下去。我觉得中国需要的是活力、激情和决胜的决心与信心。”

　　韦尔奇还说道：“我们并不称自己是世界管理思想的开创者，但我们敢称自己是最渴望追求伟大点子的人。不论这些点子的来源如何，只要是好点子，我们都极力欢迎。我们毫不胆怯地采纳并应用这些新点子”。在这里，杰克·韦尔奇提出了两个中国企业家应该深省的问题：一是成功的企业一定是管理思想的开创者；二是GE追求和广纳博收的是好的和新的“点子”而不是模仿照搬别人的经验。

　　市场发育程度、商业思维模式以及政策法律环境等企业环境的巨大差异，注定了GE模式在当前的中国无法复制。

　　管理学上有一句很著名话叫做“只有永远的问题，没有永久的答案”，意即管理学本质上是一种流行性的学问，需要根据不同的现实环境和问题而进行改变。换句话讲，流行的学问要历史地、辩证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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