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顾雏军：高墙内外

　　顾雏军向本刊详述“科龙案”原委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南焱 | 北京报道

　　顾雏军(微博)老了，也瘦了，但依然倔强。

　　格林柯尔创始人、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被关押了七年一个月零九天。9月6日，从广东省肇庆四会监狱出来，顾雏军与接他的亲友赶往机场直飞北京。从出来的第一分钟到往机场的路上，他一直在看一篇名为《民营企业家顾雏军的牢狱之灾》的文章，这篇文章发布在网络上为其喊冤。顾雏军连看了9遍，颇为动容。

　　出狱后的第八天下午，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顾雏军，召开了一个场面出乎预料的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平反”。同时，他现场散发“举报信”，痛斥包括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在内的“中国最邪恶的4个人”，称他们“利用职权对其加以陷害，侵夺他的科龙股权”。

　　然而，拿不出更多证据的“举报”随即被各方批为“无稽之谈”。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9月14日表示，证监会始终欢迎社会监督，监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关各方均应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事实上，早在2006年，证监会即对“举报信”做了相应回应。

　　针锋相对，7年前那场充满争议的审判，以其明显的时代烙印及典型性，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商业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且至今都存留着未决的悬疑：在顾雏军与地方政府的暗合下完成的“虚报注册资本罪”，为何只处罚个人而不处罚地方政府的相关责任人？民营企业家的合法产权如何保障？在不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下，如何评判灰色地带行为的法律性质？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曾表示，“做企业最可怕的是你把自己当老大，政府把你当孙子，那样就完蛋了。”然而，入主科龙后，顾雏军极少跟当地企业及政府直接交流。也正是因为他的“孤傲自负”，未能妥善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才最终导致他败走科龙。

　　重出江湖的顾雏军没变，此次甚至摆出鱼死网破的架势。

　　纷争背后的真相如何？时间和日益完善的法律将证明一切。

　　不“平反”就太窝囊了

　　7年之后，出现在媒体闪光灯下的顾雏军已是两鬓斑白，不见当年的意气风发，明显消瘦的体形与7年前的西装显得很不合体。

　　“坐牢是最好的减肥方式。”9月15日，顾雏军在北京安徽大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自嘲说。

　　之前的一天，100多家媒体出席他出狱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这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原以为也就二三十家。”一开始他只准备了50份名为“举报信”的材料，到了前一天晚上，已经有80多家媒体打电话过来。记者会当天，他们发出去170份材料。

　　在这份长达27页的举报信中，他痛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范福春、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广东证监局原局长(现任大连商品交易所(微博)所长)刘兴强和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为“中国最邪恶的4个人”，历数他们的罪状，并称他们每人收受了其曾经的竞争对手——美的集团“1000万美元的贿赂，利用职权对其加以陷害，侵夺他的科龙股权”。

　　“这是最好的喊冤方式，也是我最熟悉的，你知道，以前我开过很多新闻发布会。”顾雏军说。

　　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也许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至少不被认为是政治上成熟的办法。他的一些朋友劝他转而寻求低调、隐秘的解决之道。“而且，他举报的人中，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已经被判了死缓；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范福春也已退居二线。大张旗鼓地这样公开举报实属不必。”顾雏军的一个朋友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甚至，有采访对象“出于善意”托记者劝说顾雏军：让他千万不要再闹了。“我们根本无法说服他。”

　　顾雏军很固执、倔强，与他的聪明绝顶一样。这是人们对他共同的评价。7年以来，这些性格，他始终没有改变。

　　顾雏军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现在把我放出来，我是一定要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进去。不然，太窝囊了。”

　　据顾雏军自己说，他在监狱里每天都骂那4个被他举报的“贪官污吏”。根据监狱的减刑规定，到今年4月，他已经符合减刑的申报条件，但他在4月的申请没有获批。“原以为6月的申请也仍然不会获批，我自己的预计是8月再申请一次，10月以后能被放出来，但没想到6月的申请获批了。”他至今没有弄明白，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能被放出来了。“可以确定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我出来是一定要要求‘平反’的。”

　　被高调举报的那些人

　　根据顾雏军的说法，在科龙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之前后，许多当地的供应商告诉他，美的花了5个亿要扳倒他。

　　中国证监会第一时间在官方网站上回应，称始终欢迎社会监督，监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关各方均应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国经济周刊》就此事联系了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他表示，按规定走程序之后给予答复。但在本文最后截稿时，尚未得到答复。

　　9月14日当天，美的便通过其官网做出回应，称顾雏军的有关言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将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

　　同样是14日，刘兴强接受媒体采访回应称，若顾雏军提起诉讼，他不仅可以应诉，还要告他诬陷。

　　“我现在就等着他们来告我。”顾雏军说，他不惧怕任何人，他手上有大量的证据，“相当一部分是刘(兴强)的敌人提供的，这个证据我现在还不能拿出来。”

　　据顾雏军称，刘兴强担任广东证监局局长期间，作为上市公司的美的未曾被例行年检过。“检查小组要到美的进行例行年检，结果开车开到一半，被刘(兴强)打电话骂回去了，骂得狗血喷头。为什么其他公司都要例行年检，就美的不要？”根据顾雏军的讲述，数年前，他曾宴请刘兴强的弟弟刘兴龙，“饭桌上，刘兴龙亲口告诉我说，他每年都能从美的拿到2000万美元的订单，而我们科龙从来没给过他订单。”

　　关于这一说法，顾雏军未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予以证明。美的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斥之为无稽之谈。《中国经济周刊》也试图联系刘兴强，其助理表示，刘目前人在国外出差，无法回应。

　　顾雏军直言对其举报的4个人深恶痛绝。其中，一位现任副省级高官在他坐牢的这7年里平步青云更让他愤愤不平。

　　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该副省级高官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3年开始由金融高管向高级官员转型。

　　这位官员“才华横溢”，其升迁之速度亦令人惊讶。其履历显示，2006年10月—2011年7月短短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地级市常务副市长升任该省副省长。

　　至截稿为止，未见该官员公开就此事做出回应。

　　顾雏军的政商关系学

　　在《中国经济周刊》对顾雏军长达2个多小时的专访中，除了“申冤”，顾雏军基本上不想谈任何其他的问题。

　　这个“聪明绝顶”的人在7年的高墙岁月中在思考些什么？他是否曾经反思过当年的失误？他很直接地回答，“不讨论这个问题。”

　　有人评价说，7年牢狱之灾后，这个人在政治上仍然不成熟。

　　但在中国复杂的政商关系中，顾雏军不是不花心思的。2005年，曾有媒体通过香港联交所公布的材料统计，当年，顾雏军创办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其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中，曾任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的刘某、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某、原电子工业部某司长苏某担任董事，中信公司原总会计师熊某担任高级财务顾问……

　　从这个团队构成来看，顾雏军不可谓不谙政治。

　　另一项颇显其政治智慧的事件是，在他深陷囹圄的时候，将科龙股权转让事宜委托给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他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在顾雏军的讲述中，素有“民企娘家人”之称的全国工商联，从科龙被调查到顾雏军被拘押，以及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各方进行了积极的沟通、协调与斡旋。最终，科龙的股权转让作价9个亿，这与工商联的努力密不可分。

　　2005年5月，证监会立案调查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电器。顾雏军随即前往北京“活动”，试图通过各种关系获得高层的支持。

　　2005年6月，已经焦灼不安的顾雏军曾先后三次前往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接洽被称为“中国刑辩第一人”的律师田文昌。据田文昌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顾雏军的意思是，能不能在一周之内帮忙协调证监会，让证监会再给些宽裕时间。田文昌对顾雏军表示，时间太仓促，恐怕无法实现他的想法。

　　当时，田文昌建议顾雏军尽快卖掉科龙股份或进行重组，同时，让他做好时刻可能被抓进去的准备。

　　但顾雏军仍不甘心，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他一直认为他不可能被抓的。

　　“他太自信了。”田文昌说。这导致他在许多问题的判断上有失偏颇。

　　2004年底，上述现任副省级高官，时任某地级市区委书记。“他例行到我们公司来调研，我亲自接待他。如果说我这个人不懂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道理的，他也就是个县级干部，我亲自接待他，而且亲自陪同他做讲解和参观，我认为我已经尽了我应尽的职责。”即使到现在，在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顾雏军仍显得过于自信和傲慢。

　　2005年7月，在被拘押的前10天，顾雏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说：“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

　　虽然从道理上讲，他的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对，但据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在成功收购科龙之后，顾雏军逐渐表现出来的傲慢甚至狂妄，让地方政府很不愉快，他们感觉已经失去了对科龙及顾雏军的控制。

　　顾雏军始终认为，上述副省级官员收受了贿赂，并使尽浑身解数与当地的竞争对手美的合谋赶走他，抢夺他在科龙的股权。

　　但对“贿赂”之说，他并未给出实证。《中国经济周刊》追问顾雏军，他在此之前与此官员的关系是否和谐，他回避了这个问题。

　　顾雏军曾经找过田文昌帮忙打官司状告佛山市顺德区政府，但田文昌认为，这个官司没法打，因为当时仍无发现牵涉到有法律依据的侵害事实。

　　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人士分析，未能妥善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顾雏军败走科龙的重要原因之一。

　　9亿科龙股权转让款归谁？

　　在漫长的高墙岁月里，顾雏军是否反思过这一点不得而知。顾雏军说，在里面他主要看了两种书，一种是寻求为自己辩护的法律书籍，另一种是为成为一名出色的物理学教授奠定基础的数学书籍。

　　他说，若“平反”无力回天，物理学教授将是他的归宿。

　　顾雏军出来之后有一种强烈的不适应感。他发现，北京已经不是7年前的北京。那时候，他所居住的望京还是一个荒僻之地，现在已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他说，自己开车连家都找不到了。

　　与他同监房的一个狱友已经被关了十六七年。他发现，一个人长时间地与社会隔离是会变傻的。“(他)跟人说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你发现他说的话都是1993年时的观点，常常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他没有用过手机，甚至也没见过手机。”

　　也许，顾雏军的不适应感也会随之而来，例如，他需适应巨变之中的家电江湖、金融市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他还要适应，在网络新闻快餐时代，关于他举报的新闻或将会被不断更新的热点取代而成为“断头新闻”。

　　他有一个心理的底线，“2006年4月底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决议，是我唯一能接受的一个决议。”根据顾雏军所理解的决议精神，目前仍未处置的那9个亿的科龙股权转让款应归属于格林柯尔。

　　顾雏军说，他绝不接受其他的任何分配方案。此亦为他开新闻发布会的重要目的之一。

　　“当然，对我而言，真理和公正比钱更重要。我即使不要这个钱，也要一个公道。”顾雏军说，他已经做好了再次被抓的准备，写了很多留言给家人和学生，做事后安排。

　　这颇有鱼死网破的架势。

　　关于枭雄和英雄，曾有人这样形容两者之间的关系：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对那个曾经混乱的时代和失范的社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的“原罪”。

　　在这个阶段，顾雏军成了枭雄。他还会不会成为英雄？

　　那是后话。

　　(本刊记者张兵对本文亦有贡献)

　　顾雏军案大事记

　　1995年

　　成立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

　　2000年7月

　　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2001年10月

　　收购科龙电器

　　2003年6月

　　入主上市公司美菱电器

　　2003年12月

　　出资4亿余元入主亚星客车

　　2005年1月

　　登上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榜首

　　2005年5月

　　证监会立案调查科龙

　　2005年7月

　　顾雏军因经济问题被拘押

　　2006年9月

　　证监会公告称顾雏军七项违法

　　2006年11月

　　顾雏军案开庭审理

　　2008年1月

　　顾雏军一审被判12年执行10年

　　2009年4月

　　顾雏军领刑十年并处罚金680万

　　2012年9月

　　顾雏军出狱

　　口述“科龙案”

　　顾雏军：我对中国的法律有信心

　　口述：顾雏军

　　整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祸起科龙收购

　　这个故事开始于2001年我对科龙的收购。

　　这一年7月，佛山市顺德区政府通过投资银行主动找到我们，洽谈科龙收购事宜。

　　之前的一年，科龙已亏损8个亿。但谈判的时候，科龙刚做完半年报，有1000万的利润，他们要价5.6个亿，而且非常牛逼哄哄地。我心想，既然没有诚意就算了。

　　没想到，到了9月底，毕马威做的季报，预计科龙2001年的亏损可能要达到8个亿，顺德区政府着急了。他们给科龙担保了18个亿的贷款，如果连续两年巨亏，18个亿的债务肯定要政府承担了。他们于是又来找我，从5.6亿降到3.5亿。对顺德区政府来讲，不是少了两个亿的问题，如果不逃出来，就是18个亿的问题。他们每天来找，想把所有的问题都赶紧解决。

　　当时我也犹豫，万一当年亏损10个亿怎么办？顺德区政府非常客气地说，科龙原来每年一直缴税1.7个亿，你今后每年交1.5亿就够了。基本的审计报告也表明，科龙确实有35亿的销售额，而且是在增长的。这是我看中科龙的原因。我在中国看过160多家公司，最后买到手的只有4家，这说明我们买公司是很慎重的，对科龙也一样。

　　最后就以3.5亿价格成交了。2002年1月，我正式接手科龙。但那时候的舆论是，没有人会认为我能把科龙搞好。他们认为，这个公司已经是大企业病了，你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名不见经传的人能搞好中国的企业？确实，当时这个公司谁也不敢要，连美的都不敢要。

　　当然，我也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买卖，我的任何一笔买卖都是赚钱的，包括科龙，我买的时候是3.5亿，出事以后卖出是9个亿。

　　从一开始我就明白，能不能搞好科龙，在于我有没有能力把它的成本降下来，有没有能力把它的销售额搞上去。如果销售额上不去，就无力回天了，等于我收购的项目打水漂了。当时我就跟我身边的人说，如果你们跟了我去科龙，那就不会有节假日，也不会有个人的时间，这个公司如果不从危险境地走出，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做得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就实现了盈利。第一年做了67个亿的销售额，第二年是80多个亿，第三年是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它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

　　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很多人质疑我说，科龙不可能做到上缴5.6个亿的税收。但一个民营企业家不可能因为虚荣而去多缴税，民营企业不漏税就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为了吹牛去多缴税这种可能性绝对没有的。

　　我认为，要让一个企业盈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团队。我喜欢用高素质的人，接手科龙以后，我招了870个MBA研究生。这些人有很强大的执行力，智商很高，能很快反馈回来市场的走向，当年就有很好的效益。

　　等我把这家公司变成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的时候，郎咸平(微博)出来说，国有资产被贱卖了。真是气得我心里在滴血。当时你谁也不看好，认为我是个傻瓜，等我弄好了，就变成国有资产被贱卖了。

　　入狱前的较量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龙搞好了，他们要抓我，抓我不是买我的公司，而是要抢我的公司，一分钱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时任顺德区委书记的陈云贤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问我知不知道证监会要来调查科龙。我说，我不知道，例行巡检已经查过了，一些小问题需要整改，都已经解决了，也不怕查。他说，要查你就一定有问题。

　　没想到，他说的后来竟真的都应验发生了。

　　当月，科龙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为什么被限制。

　　当年5月，科龙被立案调查。那个时候正好是科龙的销售旺季，如果这个时候公告，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我，那科龙就完蛋了。

　　当时科龙的老员工告诉我说，科龙有什么困难，你要去找欧广源。欧广源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他跟我是没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龙出事，我都不会认识他。但他与科龙有很深的渊源。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的那句“发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龙说的，当时欧广源是佛山市委副书记，一路陪同。某种程度上，科龙被视为是顺德的政治招牌，科龙人认为，欧广源是不会让科龙倒的。

　　后来我找欧广源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热爱科龙。他马上给当时的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打电话，打了6个电话，我就在旁边坐着，都听得清清楚楚。第一个电话说，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说，不行；第二个电话说，能不能按例行巡检公告？也不行。

　　没办法了，欧广源问我，还有什么办法？我说，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说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调查。如果公告说明是因为整改报告被立案调查，这应该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还是不同意。最后欧广源急了，说科龙有3.5万人，如果这些人真的因为公告而失业，这对佛山市政府和顺德区政府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范福春说，这是你们地方政府的事，我们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龙被立案调查的公告就出来了。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第二天，200多家供应商到我办公室门口等着要钱，银行也派人来谈。下午，广东省政府召集广东省银监局、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开联合会议，银监局和人民银行允诺，不允许任何一家银行从科龙抽贷款。这已经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时要求顺德信用社新发3个亿的信用债作为过渡贷款，我们把管理权托管给顺德区政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但那3个亿的过渡贷款一直办不下来，陈云贤不让办，让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结果他说，你要把股权无条件托管给我。但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给他管理权，但股权还应该是我的呀，这不等于是明抢吗？我当然不能同意。后来，我告诉欧广源，地方政府提出要无偿托管股权的时候，他大吃一惊。

　　没有贷款，科龙先是处于半停产状态，最后就完全停产了。

　　2005年7月15日，广东省公安部门调查以后开了个结案会议。这个会议上说得很清楚，科龙没有刑事责任。很快，广东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国工商联联系，让我们去谈股权转让的问题。之前，我已经委托全国工商联，万一有什么问题，由全国工商联全权托管我的资产。工商联就是我们的娘家，如果没有这个委托，我已经完了，现在什么也不会有了。

　　这里有一个插曲，曾经在6月底，全国工商联为了拯救科龙，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到佛山开会，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家。当时的广东省某领导还请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吃了饭。吃饭的时候，广东省领导说，这个人(顾雏军)是个坏人，是个奸商，挪用了科龙55个亿，我们一定要处罚他。工商联的领导说，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龙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个亿应该不可能。工商联的领导回北京的当天就让我马上写个报告，将我及科龙的情况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广东省领导汇报。

　　这份报告最后通过全国工商联转给了上述广东省领导。我后来想，这份报告应该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会议不可能说我们没有刑事责任。因为如果按照顺德的汇报，应该是很大的刑事责任。

　　7月22日，我和全国工商联执行副主席谢伯阳、全国工商联法律顾问项洪一起到顺德去见陈云贤，谈股权转让问题。到了顺德，陈云贤说，他有重要公务出差了。区长周天民单独跟我谈。在这之前，我已经从广东省知道，顺德的决定是卖给当地的美的集团。我跟他说，我已经跟长虹(微博)谈了14个亿，跟海信(微博)谈了12个亿，如果你们出12个亿，我就卖给你们。但没谈拢。

　　陈云贤出差回来后单独见了谢伯阳，大约半小时。谢伯阳跟我说，陈云贤没有谈更多的事，只是说，“如果顾雏军不把科龙零成本给我们，就抓他。”

　　我当时认为，陈云贤也就是虚张声势罢了。结案会议都说了没有刑事问题，我也因此一直认为我不可能被抓，这也是我没有给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费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来以后，很多记者问我，如果当时知道他真的会抓我，会不会无偿把股份给他，我说我仍然不会。这是我的股权，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不是抢钱嘛。事实证明，我最后还是卖了9个亿啊。

　　民营企业家的风度是有代价的

　　2006年4月底，在我被捕9个月之后，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科龙集团资产重组的办公会议。

　　后来，相关人员到看守所向我转达了这次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提出来要对我取保候审，我在科龙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9亿元。当时还有领导特别强调，谁都不许强迫我签字。我当时听了是很激动的。

　　之前，在南海看守所，我曾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进去之前，跟海信谈的是12个亿，坐牢以后海信要求降价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最后意向书上的价格降到了9个亿，与此同时，科龙的管理权托管给海信。

　　但到了2006年4月，科龙的销售旺季，海信突然提出来降价，降到6.8个亿。9个亿是我的底线，我不能同意。广东省和全国工商联于是研究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科龙欠我的钱，至少3个亿以上(广东省认为欠2.2个亿)，那就先由顺德区政府先垫2.2个亿出来还给我，这样就凑成了9个亿。

　　我为什么一定要9个亿呢？因为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欠款是8.5个亿，需要9个亿才能支付，等于我卖了科龙股权就能把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贷款还上，也就不需要拍卖了。这8.5个亿的银行欠款是最高院的人到看守所跟我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最后也是以这个数据上报国务院。

　　当广东省代表到南海看守所让我签科龙股权的转让协议，我提出来先取保候审，哪怕出来在看守所大门口签字，因为我担心，万一我签了字你不取保，我怎么办？我一直咬定这个态度。后来，全国工商联派了一个副主席来跟我谈，他带来了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的口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已经形成共识给你保外，但保外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拿科龙转让的事来要挟保外，你要表现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风度。这个批评是很重的，我认为也很有道理，就签字了。

　　后来如大家所知道的，我被关了7年多才出来。很多人说我很聪明，我觉得我真的太傻了，当时我要真不签字，逼迫广东方面让步，也就取保出来了。

　　我是很冤的

　　2008年，我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是很冤的。

　　2001年，第一次跟顺德谈5.6个亿收购的时候，决定要注册一个公司。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如果要5.6个亿成交，最少要注册一个11.2亿的公司，注册12亿的公司是比较安全的。但我跟他们说我不会注册一个12亿的公司，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闲钱放在账上。于是，当地工商局就想了个办法说，这个公司符合高新产业群，可以申请高新产业证书，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入资，任何比例都没问题。因为我有十几项专利，后来定了9个亿的专利评估，加上3个亿的现金，注册了一家公司。但申请高新产业证书走程序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内，如果要注册成立公司，政府提供担保就行。9月底以后，顺德政府已经很着急要脱手科龙了，于是提供了白纸黑字的担保。

　　最后，我们确实拿到了高新产业证书。但因为这个事情，给我判了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可所有这一切都是顺德区政府办的，包括提供什么材料，找哪个会计师行验资等等，全部都是政府办的，我都没有参与。因为中国的习惯就是，政府招商，就帮你把手续办全了，怎么可能是我去办？顶多派一个人跟着。后来，我们跟着去的这个人被判了一年，关了两年半。如果真的犯罪，也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抓我。

　　挪用资金罪也是不成立的。

　　原来科龙的债务是由政府提供担保的。政府担保，银行是愿意借钱的。但我接手以后，政府就不能担保了，我只能用国内的科龙控股公司担保，但当时借款还是很困难。而且，科龙原来只有35亿的销售额，我接手以后的销售额翻番增长，所需要的流动资金量当然也是翻番增长，这样，科龙每年的贷款都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悄悄地从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而且还不敢公告，一公告会引起银行的连锁反应，认为你科龙连钱都贷不到，就更不会放贷给你了。每年的5、6、7、8月是空调的销售旺季，到了9月份，钱都回来了，那时候科龙账上的现金最少也有20个亿。所以，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是格林柯尔夏天借钱给科龙，科龙秋天还钱给格林柯尔，从账上看是平的。

　　我问过香港的律师，格林柯尔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钱给科龙要不要公告？他说，先借了再还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公告。不公告最多也就是谴责一下，不构成什么刑事责任。

　　直到2005年2月科龙被立案调查，2004年借格林柯尔的钱就还不上了。广东省在我坐牢以后，请毕马威做了一个专项审计报告，结果是科龙欠格林柯尔3.5个亿。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按照司法解释，如果一人多次挪用资金，应以最后的余额作为量刑的标准。最后的余额是科龙欠我的钱，这个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我的牢狱生活

　　在监狱里，就很简单了，我就是一个坐牢的人。现在的监狱管理也比较规范，至少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属于A级管理犯，享受的管理待遇等同黑社会头目。我所住的监区，总共28个人，17个是杀人犯，我整天面对的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用脏话骂我，一骂我，我的血压就升到230、240，不骂我的时候还在180，我原来怎么也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监狱的警官劝我要想开一点，我现在的状况是在坐牢。

　　坐牢的人每个人都在骂，我每天也在骂贪官污吏。

　　我的高血压到了3级，最严重的一级，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还有心脏病，在监狱里属于一级病残，一直排在第一名，中途曾有个人超过我，后来他保外就医出来，我又恢复了第一名的“荣誉”。他们不敢让我劳动，怕我万一倒地上脑溢血或中风怎么办。监狱是很怕我死在里面，因为要承担责任的。根据我的现实情况，监狱曾以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为由，呈报保外就医。但没获同意，监狱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保外不成，我就骂狱警，说他们是谁谁谁的走狗，哈哈哈。他们说，不是，谁谁谁管不了我们。他们的态度是：你骂我，我也不理你，反正你骂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可责怪监狱的，他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不用劳动，但每天要学习，监狱里规定，每天要念8个小时书，组长来念，我们听。在南海看守所的时候，我整天看书，一天可以看18个小时的书，至少是10个小时。因为那时候愁啊愁，整天睡不着觉，所以，看守所的生活就是看书。

　　在里面的这几年，我看了50本数学书。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誓，作为一个物理学教授，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这次终于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在里面最坏的打算是，万一不行，我就回去当物理学教授去。一个物理学教授，如果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了，他总不会一点成绩也没有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受了冤案，上天给了我一个补偿，在临出狱的前几天，终于完成了物理学论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的修改。我原以为我算不出来了，里面没有计算器，也不能上网，我是通过纯数学推理证明做出来的。这会是有价值的一个论证，至少这个论文让我去美国当个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现在把我放出来，我是一定要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进去。不然，太窝囊了。说实在话，一个人坐了7年牢，他就不会在意再坐三年。

　　很多人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会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没有力量。

　　那些出狱的大佬们

　　《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 赵明月

　　黄宏生

　　创维(微博)集团的创始人，带领创维从一个遥控器小厂，挺进世界彩电十大品牌之列。2006年，黄宏生被控串谋盗窃及诈骗创维数码5000万港元被判监禁6年。狱中的黄宏生仍紧密关注创维动向，并先后给创维写了3封信，痛陈创维积弊。2009年被保释出狱后，黄宏生回归创维，并担任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集团顾问，但无权参与日常管理和决定工作。资料显示，目前，黄宏生与其妻林卫平共持有创维数码34.17%股权，仍为第一大股东。

　　陈久霖

　　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他掌舵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增长近千倍。2004年，中航油因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几乎破产。陈久霖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在事后隐瞒亏损事实，出售股权套现补仓，而最终落马，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在服刑期间，他潜心反思，读了几百本书，每天都要读《联合早报》。2009年，陈久霖刑满出狱，并在一年后复出，担任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并将其姓名 “陈久霖”变更为“陈九霖(微博)”。现在，他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曾经大起大落但乐观向上的CEO。

　　褚时健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缔造了红塔帝国，曾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后因贪污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后，与妻子两个人在一个号称“鸟不拉屎”的地方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冰糖脐橙”。褚时健种橙子时沿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建立了高效的分配与激励机制，并用高标准严格要求橙子的质量。在当地，一般橙子价格是1公斤5元，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能卖到1公斤8元，还买不到，常常“有价无货”。

　　孙大午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把小户农业做成巨型企业的“农业大王“。2003年5月他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元，并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年11月，孙大午出狱后，重回大午，并在之后的几年里，设计并实施了的私企的“君主立宪制”，将企业股权、经营权、决策权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改革后，他选择的职位是监事长，极少参与企业的日常运营，而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了对徐水釜山文化的研究上。

　　阚治东(微博)

　　南方证券原总裁，证券行业教父式的人物，凭借其资本利手，缔造了众多的财富神话。2005年3月，阚治东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拘捕。刑满出狱后，他悄然回归，2007年11月，阚治东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再战江湖。阚治东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这家合伙制的创投企业，拥有奥锐万嘉、徽商基金等多只私募股权基金，资金管理规模数十亿元。

　　管金生

　　原万国证券总经理，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号称中国证券第一人。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金生蓄意违规操作，万国巨亏60亿之后，管金生被捕，以贪污、渎职、挪用公款的罪名被判17年。在狱中，管金生翻译了一些关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问题的文字。2003年后，管金生申请保外就医，在上海安享晚年。如今，他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金融顾问，时常往来于家乡江西做一些项目。

　　胡志标

　　原爱多VCD创始人，曾被评为20世纪末中国商业历史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商界奇才，中国家电业鼎盛时期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2000年以挪用资金罪、虚假注册资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款25万元。狱中的胡志标非常上进，经常看一些金融、财会方面的书，偶尔也会参加监狱里的篮球比赛。2006年，由于狱中表现良好，胡志标提前获得假释，开始酝酿东山再起。2009年5月，胡志标组建了一个企业管理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