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实际失衡程度低于官方数据显示；官方数据中消费被低估
· 2030年中国消费支出水平或升至美国消费水平的 85%
·城市化、中产阶层扩大、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等因素将推动消费增长
转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 GDP 的增长贡献有限，已引发市场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是否可持续的担忧。据官方数据显示，2014 年中国消费 GDP 占比由 1980 年代初的 70%降至约 50%，其中家庭部门消费占比降至 40%以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度投资已导致经济运行低效率。
然而中国经济失衡程度或许并未如官方数据显示的那般严重。近几十年中国消费快速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此外，广泛认为官方数据对家庭消费占比至少低估了 10%。若这一猜测符合实际，则当前中国消费支出 GDP 占比与韩国、台湾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消费GDP占比大致相当。
基于对 2030 年前中国经济可能的两种增长轨迹预测，我们评估了中国消费市场可能呈现的情形。我们的基本预测情形是 2020 年中国消费支出将达到美国消费水平的 57%（假设 2016-20年均 6.5%的官方 GDP增长目标能够达成），2030年将达到美国水平的 85%（假设 2020 年后年均 GDP 增长为 5.5%）。我们保守假设预计未来 5 年中国GDP 年均增长 6.0%、2021-30 年间年均增长仅 4.5%，我们估测 2020 年中国消费支出或将达到美国水平的53%、2030年或达到美国水平的70%。
我们认为，城市化、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人口老龄化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与扩张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中国领导层承诺 2016-20 年“十三五”规划期间将加快基于城市化的户籍制度改革，这有望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根据“十三五”规划，更多城市将满足进城农民工落户需求，允许其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各项福利。
过去 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未来 5-10 年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这将刺激社会对高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老龄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将创造出医疗及相关服务的广阔需求。政府正大力改革中国社会福利体系以便提供包括医疗和退休福利等在内的更加完善的服务；这将增强消费者的支出动机。
官方数据显示经济结构失衡
中国领导层认为消费疲弱和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是近期经济增长减速的主要原因。政府旨在调整消费、投资和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比例，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
中国自 2001 年入世后的十年间，投资和出口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2010 年投资 GDP占比由 1980年代初的32%升至近50%；2007年净出口 GDP占比由 1980年代的负数升至近9%。
强烈对比之下，2014 年中国消费 GDP 占比由 1980 年代初的 70%降至约 50%（图表2）。其中家庭消费 GDP 占比更低，仅约 35%。中国年度消费数据中“最终消费支出”包括政府和家庭消费。2014 年政府消费在整体消费中占比达 26%，较 1980 年代的14%显著上升（图表 5），而家庭消费在整体消费中占比达 74%，家庭消费 GDP占比达 35%。2000-10 年间，消费对净 GDP 增长平均贡献仅约 45%，而 1980-90 年代这一比例的峰值达80%以上（图表4）。
然而上述数据并未揭示全部信息。自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一直快速增长。期间多数年份最终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比肩 GDP 增速；直到本世纪仅前十年 GDP 超高速增长才超过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图表3）。
实际消费 GDP占比可能更高
按绝对值计消费GDP占比更高
过去几十年中国消费支出随经济快速增长而大幅增加（图表 2），2005-14年间年均增长超过 10%（图表 3）。按绝对值计，2014 年中国消费规模由 2000 年的 8，000 亿美元猛增至超 5 万亿美元。2014 年中国消费规模超过日本 GDP 总量。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同时是增长最快的主要消费市场。几乎全部消费商品和服务都经历过显著的消费升级，尤其是交通、通讯和娱乐休闲服务。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汽车消费量大幅超过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
家庭消费或被低估约10%
消费支出低估掩盖了中国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朱天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的一项广为引用的研究结果显示（2014年），官方数据低估了中国实际消费至少约 10%，其中住宅服务消费占据较大比例。逾80%的城镇居民和90%的农村居民拥有自住房。官方数据利用建筑成本测算上述住宅的估算租金，导致其住宅服务消费被低估约4%。
此外，个人消费作为企业支出报销和避税的做法较为普遍，入户调查所得的个人收入和支出一般也会显著低报。受此影响，中国消费支出总额或超过6万亿美元，整体GDP中占比至少达 60%（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消费总额为 5.24万亿美元，GDP占比达50.1%）。
我们赞同朱、张二人的结论，即官方数据显著低估了消费且高估了投资。剔除上述差异，我们并不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若我们修正中国消费被低估的10%，则中国经济结构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大致相当（例如 1970年代末的韩国和1980年代的台湾）。这并未改变一个事实，即过去数十年间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采择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同时相对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然而这确实说明中国经济失衡程度被扩大且并未对长期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实际消费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相当
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东亚经济体，主要是投资和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我们将中国的消费水平与按人均 GDP计算的经济发展处于相似水平的韩国、台湾和日本进行了对比（图表 8）。中国 2014 年人均 GDP 为 3，862 美元（按 2005不变价格计），接近 1978 年的韩国和 1986 年台湾的水平。请注意对于日本，我们使用 1970年的数据（最早的可用数据），彼时日本人均GDP已大幅高于中国目前水平。
同一发展阶段其他三个东亚经济体的消费 GDP 占比范围在60-72%，相比之下中国2014年消费GDP占比仅50.1%．然而，考虑到中国家庭消费被低估的10%，这一比例已接近其他东亚经济体。这一结果表明参照东亚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经济结构并未严重失衡。
2030年中国消费水平将接近美国
中共在 2012 年第十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布了两项长期经济发展目标：一是 2021 年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二是 2049年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近期公布的“十三五”规划中，领导层承诺 2020 年中国 GDP 总量将较 2010 年翻一番，并设定了期间年均增长6.5%以上的目标。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未来 5 年中国能够实现 6.5%的官方 GDP增长目标且 2021-30 年间年均增长达到 5.5%。同时考虑到中国官方数据中对消费的低估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历史消费趋势，我们预计 2020 年中国消费 GDP 占比或达 63%、2030 年或达 70%。在此假设下，2020 年中国消费支出规模将达到 9.6 万亿美元、2030 年将达到 18.2 万亿美元。
我们的保守假设预计未来 5 年年均增长 6.0%以上、2021-30 年间年均 4.5%以上的官方 GDP增长目标未能达成。我们预计 2020年中国消费GDP占比仅 60%、2030年仅65%。在此假设下，2020 年消费支出规模或达 8.9 万亿美元、2030 年或达 14.9 万亿美元。
对于美国，我们预计未来几年美国 GDP 增长或达 2.5%（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一致）。我们同时假设美国消费 GDP占比已稳定在 83%。由此，预计 2020年美国消费支出规模或达 16.7 万亿美元、2030 年或达 21.4 万亿美元（均按当前价格计）。因此，到 2020年中国消费支出将达到美国水平的 57%、2030年达到美国水平的 85%。我们的保守假设预计中国官方 GDP 增长目标未能达成，则 2020 年中国消费支出或将达到美国水平的53%、2030年达到美国的70%。
深化改革实现消费拉动型增长
投资和出口无法维持中国经济增长
投资和出口增长一直是自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期间其重要性日益上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过度投资已导致经济运行低效率，且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维持未来几年经济高速增长。
我们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经济增长重要指标之一，自 1993 年以来年均增长仅约2.5%，大幅低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 15 年间（1978-1993）的年均增长约 4%。随着投资 GDP 占比上升，提升生产率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下降。生产率增长放缓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度投资和许多支柱产业出现产能过剩。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出口已不足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2015年净出口 GDP占比由 2000年代的接近 10%降至约 5%。2000 年代双位数 GDP 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受净出口增长所推动。但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国与美国和其他主要出口市场间出现贸易摩擦的风险加大。此外由于自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中国主要贸易伙伴需求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
快速城市化将刺激消费需求
中国劳动力市场高度失衡，大量劳动力集中在生产力低下的部门；这对消费造成了负面影响。2014 年农业部门就业人数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比例达 29.5%，但农业总产值GDP 占比仅 9.2%。工业部门就业人数与农业部门类似但工业增加值 GDP 占比高达42.7%。服务业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占比达 40.6%，GDP占比达 48.1%（图表 11-12）。因此，工业和服务业人均GDP要高出农业部门人均GDP 4-5倍（图表13）。
中国人口中较大比例从事农业生产抑制了 GDP 和家庭收入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显著超过农村居民。2014 年城镇家庭消费占中国家庭消费总额的比例达 78%，较2000年的 67%有所上升。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 25，449元，接近农村人均消费8，744 元的两倍。城镇居民消费更多不仅是因为收入更高，还由于其具备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
目前中国农民工数量超过 2.7 亿人。尽管许多人在城市已工作多年，但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较为困难。城市户口是享受社保和其他社会福利的前提，但普遍并未向进城农民工发放。2014年中国基于户口的城市化率仅 35%，而基于居住地的城市化率达到 56%（图表 14）。计划中的户籍制度改革即将将上述福利覆盖至农民工群体，这将加速农村劳动力城市化步伐并显著刺激需求增长。
中产阶层扩大产生高端需求
中国即将享受劳动力高质量而非高数量所形成的新型人口红利。过去 20 年中国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由 2000 年的不足 100 万激增至 2014 年的接近 700 万（图表 14）。预计未来几十年这一数字将持续增长；到 2030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将超过 2.2 亿人，劳动力中占比约达 27%。这一比例接近德国、法国和英国目前的水平。因此，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为未来消费增长提供巨大的潜力。
除了刺激消费支出和推动整体 GDP 增长外，中产阶层的扩大将加速集中于制造高端消费品和提供现代服务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汽车、通讯、金融、医疗及娱乐等服务的需求注定将增加。近几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猛增，表明国内高端娱乐服务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国人日益高涨的需求。
中产阶层扩大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截至目前，政府投资一直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下一阶段，我们预计投资将更多集中于医院、体育场馆、运动场、剧院、公园和购物中心等高端服务及设施以满足中产阶层的消需求。这将有助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人口老龄化刺激相关服务的消费及需求
近几年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一经济体社会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即被视为老龄化社会：一是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0%，二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7%。中国满足以上两个条件，据 2010 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 岁以上人口比例达 13.26%，65 岁以上人口比例达 8.87%。未来几年这一趋势还将加重。据联合国一项调查显示，到 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定义为60岁以上）数量将超过4.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40%。
依据生命周期理论，老龄人口普遍具备较高的消费倾向和较低的储蓄率。尽管部分研究发现这一理论不太适用于中国国情，因为中国老龄人口普遍具有在子女方面投入较大这一文化倾向，多数近期研究发现老龄人口抚养比例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将提升边际消费倾向0.04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还将增加医疗和养老等高端服务、以及老年娱乐和金融服务等其他方面的市场需求。这一新的需求来源应有助于支撑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然而，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人口老龄化能够刺激消费并产生积极影响的前提。
改革社会福利体系以刺激消费
良好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助于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倒塌是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消费下滑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下，城镇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实质上是免费的。因此彼时预防性储蓄水平较低。
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旧的经济体制逐步瓦解。许多居民不得不花钱购买之前由政府免费提供的服务，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并降低了消费。今年以来，中国领导层已开始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提供更为全面的社会福利，包括教育补贴、全民医保和养老补贴等。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将降低居民储蓄率并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
完善社会福利体系从而降低收入不平等和贫困问题是本届政府工作重点之一。领导层已承诺到 2020年将消除大范围贫困，并推出多个项目旨在减少不平等和贫困。许多研究已经发现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将抑制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基尼系数（衡量财富分配不均的一项指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降低消费边际倾向 0.5-0.7 个百分点。一个更加全面的社会福利网络应能显著刺激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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