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港股讯 6与7日消息，泰国证券交易所、深圳市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市深交所共同参与举办的“一带一路”中泰证券市场高峰论坛暨深圳金融博览会推介会在深圳举行，在圆桌论坛环节，中国人民大学王文教授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快，“一带一路”最大的风险是陌生风险。泰国证券交易所高级执行副总裁桑迪表示，我们非常真诚的愿意谈中泰互联互通，现在是个好时机广发证券资深策略师廖凌表示，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投资机会，一带一路重点关注国内具有比较强、比较优势的领域，类似于高铁、特高压、甚至工程机械这些领域。
圆桌论坛嘉宾从左到右依次是： 智信财经董事长郭信麟先生、新加坡凯万金控执行董事杨耀晖先生、泰国交易所高级执行副总裁桑迪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广发证券策略研究资深分析师廖凌先生、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蒋毅刚先生主持人：非常感谢廖先生刚才精彩的讲解。听了一上午各位大咖各个维度、各个角度对于“一带一路”投资战略的讲解，相信大家一定非常想看一下大咖聚在一起思维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碰撞出怎样的精彩。接下来是圆桌论坛环节，我们请出桑迪博士、王文教授、蒋毅刚先生、郭信麟先生、廖凌先生、杨耀晖先生上台。
介绍一下刚才没有演讲的嘉宾：
郭信麟先生是智信财经的董事长，郭先生有超过17年的港股市场工作经验，在金融、投资财经公关、新能源低碳等行业都有丰富的经验，也是目前内地最著名的港股、美股评论员之一。
蒋毅刚先生是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高级合伙人，蒋先生主要职业领域是银行与金融、证券与资本市场，公司重组与跨境并购，也曾担任多加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企业的改制、上市、发债、收购、重组等提供法律服务，现在也是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曾任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广东省律师协会理事、深圳市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郭先生。
郭信麟：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论坛会拖一点点时间，不过出席论坛多的朋友应该习惯了，论坛永远是拖一点时间的。
刚才看到嘉宾们精彩的演讲之后，我想问一下法律层面的问题。问一下蒋毅刚律师，目前在“一带一路”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没有特别的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蒋毅刚：“一带一路”的案例大家都在总结当中，因为这样大的国家战略刚刚在实施。今天这样一个讨论，让我觉得，如果“一带一路”是2.0，普通的企业也开始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如果开始的时候是国家队、大央企的基础设施建设先走出一步，现在我们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也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在这个阶段，法律方面就更值得关注，个人觉得首先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营商环境。关于这一点，提示在座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最近商务部发布了“一带一路”沿线40多个国家的整体投资环境的指南，这非常值得关注。另外，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到海外，尤其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税务指南方面国家税务总局也做了发布。
还有一个法律层面更重要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编了一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环境国别报告》，这是前段时间公开正式宣布了的，但是它正式的出版时间可能还有两个星期，初步计划在6月24号做一个很隆重的发布会。这40多个国家的法律环境的国别报告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有两点：第一点，它邀请了国内的律师和东道国的律师一起来撰写，尤其是这些沿线国家本地的法律环境、各个投资贸易领域的具体法律规定，一些实务性的运作全部由当地律师来撰写，这些当地律师是世界著名法律机构的评价机构当中前五名的律师。撰写以后，由中国律师加以编排，更适合中国投资者的阅读。这构成了对沿线国家投资环境认识的重要一环，从法律角度特别值得关注，建议大家能够关注这样一个事件。
郭信麟：感谢蒋律师。接下来问一下杨耀晖先生，他也是资深的投资人士，去东南亚投资你比较熟悉，本身也是东南亚的华人，有什么忠告可以给我们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呢？因为他们海外投资比较缺乏经验，你在当地“潜伏”那么久了，应该可以告诉我们一点东西。
杨耀晖：忠告不敢讲，这么多资深学者和专家。基本上我们在东南亚各大城市都有布局，第一是风土民情，国内企业走出去不可以有要赚快钱的想法，第一点是要调整对于他们的节奏，第二点是他们的文化，可能要跟当地的政府和生意伙伴搞好关系，东南亚的版图，虽然只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不过那十个国家地理、文化和人都不一样，中国企业可以培育本土化的团队。过后每一个想要落地的城市要找合作伙伴，要好好处理当地的风土民情和当地的策略。
郭信麟：我听出来，就是要找凯万，非常感谢。想问一下王文教授，我一直关心一件事，现在出去最麻烦的就是外汇。我们台下坐的大部分不是央企，民企怎么办？地方央企怎么办？将来用人民币投资“一带一路”我觉得是大家最关心的，我看到政府保外汇率的决心非常大，如果将来不能直接用人民币投资，我觉得这个意义不是太大，你觉得这个时间表怎么样？
王文：我觉得这一点不用太悲观，中国整体项目自由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人民币国际化从2008年、2009年到现在，不到十年时间，从支付、综合化来考量，人民币成为世界前五大货币，甚至前三大，我们在人民币利率化方面仅次于美元和欧元，尤其是去年加入SDR以后，人民币化率还会加速。全球贸易融资货币人民币跃升为第二大货币，清算货币人民币成为第四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人民币已经非常快了，这是统计过去将近八年时间央行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速度，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近一两年，我们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开放率出现了一些波折，我觉得主要是全球环境导致的，比如说美元的加息和各方面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短期内出现了这样一些波动，我觉得也可以谅解，去年从盯美元到盯一篮子货币，到现在人民币短期出现波动，但是最近又反弹回来了，我觉得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也可以谅解。看整个国际的货币化率，从投资的角度来讲短期当然要盯，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和放开，我认为是可期的，尤其是未来2年-4年的角度，我觉得是可期的，所以大家对人民币国际化要有信心。
第三点，走出去的风险，汇率风险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风险。但是换过来讲，要跟“一带一路”的土耳其、埃及、伊朗甚至印度来比，我觉得人民币汇率相比还是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第四点，我认为汇率风险是比较大的风险，但不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陌生的风险，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不了解，对东南亚国家比较了解，对南亚国家了解吗？对西亚国家、中亚国家不了解。无知产生了恐惧，恐惧是最大的风险。相比人民币对于汇率风险的恐惧，不如沉下心来，我们现在成为全球大国以后，只要公司达到一定规模以上，我们现在都要考虑自己公司的全球战略，给自己十年甚至二十年左右的全球战略布局，一点一点了解“一带一路”和了解全世界，这个过程恰恰是新的利润增长点发掘的过程。
郭信麟：谢谢王老师。问一下桑迪博士，现在香港股市已经跟大陆的城市有深港通、沪港通，你们有没有考虑曼谷跟深圳、上海也通一下呢？
桑迪：非常感谢您的问题。这种互通，我刚才实际上已经提到了一点，泰国已经准备好进行这样的开放，这包括交易所之间的互联互通。考虑到这样连接方式的建立，我们现在主要考虑到深圳、上海以及恒生指数，泰国方面的股市相比而言会比较小一些，但是我们非常愿意讨论这种互联互通的可能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诚惶诚恐，因为我们规模非常小，但是我们愿意以非常真诚的态度来讨论这个互联互通，如果有这些连通，中国人民和泰国人民都会得益的。我们今天有泰国上市公司的代表团，我们是欢迎这种机会的，任何可能性我们都会欢迎。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的行业和我们的证交所。
郭信麟：轮到最年轻的廖老师。我觉得“一带一路”比较难，你觉得股票市场里面下一波会炒什么“一带一路”的概念比较多一点？会有哪些行业？
廖凌：郭总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我只能讲一下个人的体会以及我研究股票市场这么多年的一些感受。我把“一带一路”当成一个投资主题来看待，这个主题有很多波，从2014年这个概念出来之后，年底A股市场也炒了一波“一带一路”的概念股。2016年炒了两波，第一波是在去年三季度，今年一季度又炒了第二波，今年一季度是以新疆基建、“一带一路”订单驱动的工程承包商为主的行情。未来会出现在那些方面？刚才我的PPT里面提到两个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投资机会，第一个领域是订单结构从单一的EPC订单结构转向比较注重生命周期管理的PPP、BOT管理的细分领域的公司。A股有哪些公司呢？现在做的比较成功的，有一些央企龙头在这里面做的比较多；第二类投资机会，我们觉得可能出现在装备出海的领域。装备出海可能是过去三年时间里面A股市场上忽略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又是具有比较长期投资的价值的。我们按照其他海外的一些龙头经验去做参考的话，我们看到GE获得了巨大成功，卡特彼勒也获得巨大的成功，中国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公司。有哪些领域呢？我觉得更多会出现在国内具有比较强、比较优势的领域，类似于高铁、特高压、甚至工程机械这些领域，我觉得这是未来“一带一路”投资策略以及投资逻辑里面要重点关注的两个方向。具体什么时候起来，这个真不好说，因为股票市场瞬息万变，但是投资方向是确定的，这是个人的理解。
郭信麟：你进入“一带一路”股票市场，更看重基本面强的，以前是概念性强，现在进入基本面的分化阶段，应该这么理解。
廖凌：对。
圆桌论坛嘉宾从左到右： 智信财经董事长郭信麟先生、新加坡凯万金控执行董事杨耀晖先生、泰国交易所高级执行副总裁桑迪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广发证券策略研究资深分析师廖凌先生、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蒋毅刚先生郭信麟：我们观众有什么问题需要提一下？
观众提问：我想问一下王文教授，关于您提到全球都要崛起的概念我很认同，大家都想着赚钱就有共赢的基础了。您去过很多国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沿线国家很多国家的政局不是很稳定，也有一些排华的思想，我记得下周五有一部电影叫《中国推销员》，是映射华为推销员去其他国家谈项目，会遭遇战火和西方政局的密谋之类，体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去海外投资的艰辛，估计片尾会体现民营企业的韧性和中国人的探索精神。我想问王教授，民营企业去海外投资，在保护自己资产方面有什么方法？在国家层面上会有什么考虑？比如说会不会造几艘航空母舰之类的？
王文：过去几年无论是央企还是民企走出去的速度非常快，刚才我也列了一些数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基本上都走了一圈，去了很多大项目去调研，我确实感慨，中国企业家精神在过去十年出现大的爆发，我们在很多大项目里面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的的确确，跟你讲的一样，我们面临着这些国家政权动乱或者更迭速度非常快的政治和地缘风险，这是要承认的。我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三种情况，两种情况不需要担忧政权更迭的风险，只有一种情况要担心。
第一种情况是企业真正扎根当地所在国，确实为当地服务，扎根非常深，跟当地社区、当地就业一起，融入到当地社会，像很多企业到中国来也融入中国社会，这种情况下，无论哪个政权更迭，都愿意留住你这个企业，都愿意为你提供很好的社区服务、就业服务，因为怕你走，你走了他的就业就保证不了。最典型的案例是斯里兰卡，2015年初他们政权更迭了，原来的总统和前一个总统最大的问题是对华不友好，新总统上来以后对华不是很友好，但是斯里兰卡很多中国企业去投资，确实扎根在当地，他原来想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改变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政策推不下去了，因为这些企业已经扎根到当地了，所以他仍然呵护了招商局、中远洋、中交建等等。
第二种情况，这个企业本身对他们非常重要，中国对他们很重要，巴基斯坦、泰国、缅甸等等，中国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国家，无论哪个政权上台都愿意搞好两国关系，所以这种情况也不用担心。
第三种情况需要担心，往往风险出现在这种情况，中国企业摆着一种捞一笔就走，他想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捞一些企业，比如能源、资源，想捞一笔，然后贩卖到中国来，赚一笔就走，这种情况当地不欢迎，国内也会觉得你投机，这种时候你是要担心的。这种企业在拉美很多，很多企业跑到智利去挖铜矿，捞一笔就走，前几年大宗商品下跌非常厉害，他们捞一笔就走，回来以后骂娘，说政策不行、政府不行，你怎么不从自己想，包括铁矿石最近几年也不好。
回过头来讲，无论对民企还是国企、央企，我反复强调自己的思想，我在《参考消息》发了一整版文章，说“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人的全球观。过去我们没有像现在这么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现在我们都在关注西方以外的国家，我们进入了全球公民时代，我们就要成为全球人，这时候要想象中国如何跟全世界全面融合。咱们在座很多是北方人，坐火车翻身跃岭来深圳扎根，成为新深圳人，未来可能成为新泰国人、新越南人，我们开疆拓土，为了全球利益，那时候你扎根在那里十年、二十年。我自己去这些国家，发现真正扎根在当地的中国人，我说，第一，我认为他们很了不起，为中国开疆拓土；第二，把中国的文化、理念和影响力推出来，成为中国的使者，我说你们都是中国的大使；第三，我也很羡慕你们，你们发现新的天地，比如说环境很好，很多人扎根当地十年、五年，说泰国人非常友好，埃及人很老实，伊朗人很干净，土耳其这帮人很聪明、很机灵，突然爱上了当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是这样的看法，我们一定要转换观念，升级中国人的观念，升级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新的利益点。
郭信麟：总结一下王文教授讲的，第一是不要短期行为，第二是不要有天朝大国的心态，不要有暴发户的心态，一定要有平等谦虚的态度，人心是肉做的，你对人家好，人家也对你好。如果你去到那里，一个皇帝驾临的态度进去，哪个国家都不会欢迎你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出去旅游、投资都会有暴发户心态，这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
继续问桑迪博士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中国的公司去泰国发行股票，泰国交易所怎么帮助他们？或者说现在有没有一些障碍在里面？
桑迪：非常感谢您的问题。在过去两年，泰国的证监会开始允许外国公司利用我们的市场帮助他们发展，包括一些中国公司也感兴趣，也来了，中国公司希望能够在泰国找到好的机会。首先，我们要了解彼此，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两国监管者要重新做一个路线图，了解彼此。第二，当监管方面的路线图做好之后，中国的证监会和泰国的证监会要签一些备忘录、合同或者协议，如果中国公司去泰国市场发行股票或者融资，中国的监管者和泰国的监管必须要给这些中国公司相应的许可才行，中国离泰国比较远，很多东西要遥控来做，泰国证监会要依靠中国证监会的合作和支持的，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二个步骤。在泰国，我们泰国的证监会会允许你们去做一些股票的发行，如果要来带过发行股票，我们是欢迎你们来这边的资本市场的，但是你必须要遵循相关的步骤才行，要按照流程去走，如果对泰国的资本市场很感兴趣的话，我是鼓励你们直接和我们了解的，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这样就可以按照流程去做这些事情。
郭信麟：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台下的观众。
观众提问：想请教一下广发证券的廖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海外的工程项目大多数都是面临亏损的状况？第二个问题，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比如说日本在东南亚市场已经深耕了十几年，中国是否有机会能够在这方面超越欧美发达国家呢？
廖凌：谢谢，就您提的两个问题我最近也做了很多思考。以前对外工程的公司在做项目的时候会面临比较多的亏损，现在的情况有没有变化呢？我觉得是在潜移默化的变化的。最主要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可以看到区域布局的变化。最开始“一带一路”的项目很多都是集中在亚洲一些欠发达地区的项目，但是现在这个布局，看到东盟的项目越来越多，这些国家的偿付能力相对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况在改善。第二块，刚才王文教授一直提到，以前不知道怎么做“一带一路”带来的恐惧，所以是的我们在运作“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也面临比较多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也面临比较多的问题，但是，随着战略不断往前推进，这个风险也是不断降低的，情况也不断改善。随着海外标志性项目不断落地，这种是可以少关注一点的，毕竟“一带一路”项目有风险，也有巨大的收益，我们认为拓展“一带一路”项目的时候，海外投资公司风险偏好可以放的稍微低一点。
第二个问题，海外竞争的时候也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我推荐方向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建议大家重点关注海外竞争中中国本身比较优势的领域，我没有把工程机械放进来，因为竞争力太强了。现在的情况是“一带一路”的量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可以依靠性价比优势迅速占领市场。如果“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区域扩大，假设扩大到美国、日本、欧洲，这些海外比较优势的企业也会参与到这种竞争。中国这些企业不单单只能依靠性价比优势来占领市场，你要突出核心竞争优势，但是这些领域可能不是非常强竞争优势的，所以我会找比较强竞争优势的领域。为什么我比较看好高铁领域？在美国，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以来两个州里面有将近三四十亿元的合作项目，美国的项目也会找中国的龙头公司来合作，这证明了比较强的竞争优势。未来我们投资和项目合作的时候要重点关注这类企业。这是个人的理解，有其他意见可以再沟通。
王文：我有一个要补充，你说为什么海外项目绝大多数是亏损的，我不知道你的判断是从哪里来的，尤其是深圳不应该这样，像深圳的华为绝大多数盈利都是来自海外，就是因为海外的成功打造了这么大的企业。像印度40%的智能手机都是小米、华为。埃及建了一个产业园，首其大概4万平方公里，未来十年要把那个产业园变成25平方公里。在埃塞俄比亚又搞了一个产业园，也是很大的。我们去一个工厂产能过剩，纺织工人工资提供，非洲那边的女工600块钱一个月，我们这边差不多4000块钱一个月。坦桑尼亚的总理闻讯过来跟我说，希望把信息告诉你们政府，这个厂给我们培养了600多个女工，希望未来培养6000个女工，更多服装厂来这里。有一个苏州的企业家跟我说，你们回去千万不要说我们盈利，其实我们已经赚钱了，我现在一定要给中国企业家正名。
说到风险，你到深圳投资餐馆没有风险吗？当然不能说赔钱就有风险。还是要强调一点，你去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都真的像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一样，百废待兴。很多企业家去伊朗都是我介绍的，企业家回来说满地是黄金，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采。就是因为美国原来制裁，现在解放了。那边都是劳动力，四十多年基础设施没有建了，满地是黄金，你会不会采？你就怕，说伊朗很危险。泰国也一样，东南亚国家也一样。
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讲的，我们还是要提升我们的风险偏好。当然我不是怂恿大家盲目去投资，我指的是机会很多。像小马过河一样，松鼠说水很深，被淹死了，牛说很浅，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咱们就是小马。
郭信麟：我也跟同事讲，你们是不是红二代，是不是官二代，是不是富二代？如果你们不是，你们就去“一带一路”，这是一个风险偏好。有一句古诗是“功名只向马上取”，男儿不冒风险是拿不到功名利禄的。非常感谢廖老师、王老师、杨老师、蒋老师和桑迪博士。
主持人：非常感谢郭总刚才精彩的问题，不愧是评论员，问题非常犀利。接下来有请特邀嘉宾留步，我们要进行大合影。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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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海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