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经济下：学前教育如何跟上？应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本报记者 王海平 南京报道

　　多位受访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教育实践者和研究者指出，“能否把幼儿园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范畴，把义务教育阶段从9年拓展到12年”，应是杜绝近年来多地学前教育中频繁发生虐童事件的重要制度保障。

　　不可忽略的是，携程总部聚集数万人，是典型的总部经济，建立亲子园的本意在于企业体现社会责任，以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

　　但是，在如此大规模的人才要素集聚之下，且集中在特定区域，加之在教育投入仍有待加强的情况下，集团化的幼教问题必须得到总部经济模式在配套层面的积极响应。

　　那么，在市场经济推行较早的国家，又是如何建立学前教育的？

　　总部经济带来的缺失

　　江苏法德永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义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通过视频可以发现教师对幼童的打骂推搡等行为，对此，携程官方、第三方机构及幼儿园教师在这起事件中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涛律师认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 托儿所、幼儿园在接收孩子后，接收的实质上是一份责任，履行的是临时监护的义务，但用过激手段伤害孩子的身体，不仅仅是失职，如果给孩子造成伤害后果的，需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或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

　　王义超进一步认为，尽管是基于委托关系，但携程官方对选择的第三方亲子机构负有谨慎的选择义务，以及相应的监管职责，这种失职之下由管理亲子中心的第三方先行负责，不足的再由携程对民事赔偿责任承担补充责任。

　　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何雨则提出，因为总部经济的特点，尽管携程通过建立学前教育提供具有公共性质的服务，但必须要注重资质与过程监管，不能当“甩手掌柜”。

　　因此，委托市场化办学时，一定要特别注重资质审查，防止办学主体存在的瑕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为此走访了多家代表性总部经济企业（员工人数在5000人以上），因老板个人的思维，其承接的具备公共特点的服务（如上下班车、食堂等），均采用“自己投资、自己干”的模式，以实现“可控、长久”。

　　以携程为典型，总部经济的一大特点是，会把特定的人口聚集在有限的空间内，这必然导致对公共资源配套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尤其是，类似基于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型企业，多以户籍分散的青年群体为主的空间聚集，假以时日，必定会形成子女就学的大规模需求。

　　而地方政府在发展总部经济的过程中，多数强调围绕经济发展的主导性，而将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聚集后必然产生的“人口再生产”的次生层次的需求配套置于次要位置。

　　可见，用不了多久，随着二胎等政策释放，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会迎来大幅增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为防止类似虐童事件的发生，不少地方依靠技术手段，在幼儿家长手机上安装客户端，从而实现了幼儿在校时的全程监控。

　　不过，从教育体系看，这种“监控”方式并非是长久之策。当前，学前教育市场混杂，幼师专业队伍短缺，多有从业者不具备师资资格，因此，来自制度层面的思考更加重要。

　　树立家庭的责任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有在国外工作生活经验的人士，“以美国为首，学前教育的费用较为昂贵，但目的是为了树立家庭的责任，因此需要家长等家庭成员付出更多，不过国家层级有制度保障照顾者。”

　　在江苏常州科教城创业的博士周雨（化名）在美国有超过20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亦在多个城市迁徙居住过，他对记者表示，“类似视频中的年龄的孩子，在美国通常都是父母自己带，稍大一些（3周岁以上）会送到day-care（日间托儿），然后再进入kingdergarten（幼儿园）”

　　另一在南京创业的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蒋勇（化名）则表示，英国一般在2周岁会送到托儿所，一直到四周岁，然后送去play school，再送到小学，“两者的接受年龄和教学内容不一样，前者需要更多的生理照顾，后者更加侧重学前智力开发。”

　　既然国外制度要让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则对幼儿父母给予了保障。南京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在日本和德国留学，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有的可以以幼儿用品等抵扣个税，减轻家庭支出负担，有的国家照顾孩子期间（一般3周岁之前）保留工资待遇和职位（父母各对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我国台湾一般是父母修完育婴假（产假）之后会回单位上班，照顾幼儿比较侧重民营的托婴中心或保姆；如果爷爷辈的老人愿意照顾，政府会给予“爷奶津贴”（亲属保母托育补助），但前提是必须接受126小时的课程训练，且在“毕业后”才能申请。

　　诸多受访人士建议，考虑到学前教育的现实，建议将其纳入到义务教育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