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2日电（沈美）8月2日，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在长沙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研究员赵阳在会上表示：“当前，农业农村的发展形势更加严峻、也更加复杂，倒逼我们深入推进，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图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局局长赵阳发表主旨演讲。
“当前，从粮食增长和农民收入两方面来看，农业发展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但难点与痛点仍然很多，且情况日益加剧，”赵阳认为，农业发展有以下三个最为明显的挑战。
高成本、高补贴、高价格问题突出
首先，农业“三高”即：高成本，高补贴、高价格问题突出。这是自2014年农产品收储制度推进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积累的长期矛盾，其导致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市场经济发挥不了作用，有人将这种现场称为“市长替代市场”。
赵阳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资源的错位。自2008年到2015年，我国玉米播种面积增加815万公顷，接近1亿3千万亩，豆类种植减少380万公顷，接近6000万亩，一些边际产能不断被开发和利用。加之，第四第五级温带玉米都在同步发展，价格核算，利益驱动之下，出现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的现象。
而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以地下水超采为例，中国农科院调研显示，华北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洞区，总面积可能达7万平方公里，河北一个省的地下水超采就超过1200亿方；江河湖泊污染情况严重，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现在，7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此外，我国化肥利用率仅40%左右，农药利用率35%左右，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面积超过1亿亩……这些数据都在提醒，我们的资源环境已经亮起了红灯。
竞争力不足导致农业综合效益下降
其次，农业竞争力不足导致种粮收益、农业综合效益下降。“经济新常态下我们的高速经济增长已经转为了中高速增长，在双重的压力之下，农民持续增收缺乏动力。”赵阳例举了一系列数据：“农民收入增长率最近5年持续下降，2011年是峰值，达11.1%，到了2012年降为10.7%，2013年是9.3%，2014年9.2%，2015年7.5%，而去年是6.2%。”
此前，农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同时高于GDP的增长率，在2016年GDP的增长是6.7%，农民收入增长是6.2%，“双高”变成“一高”，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首次低于GDP增长率。
赵阳认为，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率走低的原因之一是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另外，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减缓，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长的减缓，也使得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增速下降。“因此，农民收入要有高的增长难度很大。”
农业用地难 金融、保险等方面支持较少
“最为重要的一个挑战，则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谁来种地的问题。”赵阳说，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商业占地现象严重，自1978年以来耕地减少1200万公顷，这已经直接导致农村发展新产业面临用地难的问题。
“现在只有商业金融机构来支持农业，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配。”赵阳认为，较少的金融支持也是农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从农业、农村发展最密切的两个指标就可以看出，2016年，农户贷款7.1万亿，占比8%，农林牧渔四大产业（不包括副业）占比仅3.4%。农村金融扮演“抽水机”角色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从宏观数据上来看，农业虽然是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但是农业在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16年仅占8.6%，与农业发展地位极不相称。此外，农业保险虽覆盖广，却低标准，保险公司给农户的保额不足生产成本的40%。
农业是实体经济中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领域之一。赵阳判断，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进入一个内外矛盾并存的焦灼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的挑战期，改革政策调整的转型期。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困难和挑战，赵阳认为：“必须坚定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粮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时，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不断培育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力、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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