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

　　中医在传承与创新中前行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在生命科学领域结出的瑰丽果实，它的发展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如何破局，值得思考。

　　文｜《小康》记者 吴洁

　　古老的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为人们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既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又为患有疑难杂症之人解除痛苦，在中医学的发展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理论。然而，发展至今日，受西方医学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中医药在传承和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困难。

　　中医药如何寻路突围？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调研组执行组长陈其广，首批国医大师朱良春的学术传承人、江苏南通良春中医医院院长、江苏省南通市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朱良春益肾蠲痹法”传承人朱婉华，以及慈方中医创始人、中日友好医院原主任医师贾海忠。

　　传承是根 创新是魂

　　《小康》：对于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您认为目前最大的挑战或者说困难在于哪些？

　　陈其广：关于这个问题，业内已有很多的讨论，包括有些会议把传承和发展或者叫传承和创新相提并论，认为传承和创新一样重要。我认为，这种认识缺少合理的基础。因为对于构成中医药重要部分的理论和方法技能体系，首先是要准确地继承和合理的运用，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或者没有继承，创新就可能走偏方向。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不能很好地传承。而且我们的中医药业界还有很多人对于传承的紧迫性、传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努力不够。另外，我们总是在比较中医和西医，其实这两者都是服务于人类健康和防范疾病的，都是有效、有益的工具，只不过各有特色和优势。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要正确理解《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正确理解党和国家中西医并重的方针，确实把中医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朱婉华：最大的挑战还在于管理体制的转变。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然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来管理中医，这样容易束缚中医发展的手脚。

　　中医发展应该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当前，国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越来越关注和重视，中医药发展正是最好的时机，如何解好这个局，中医人都在思考，在实践。

　　贾海忠：无论是传承还是发展，我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都在于缺乏好的中医师。实际上，在体制内，“伪”中医太多，而这些“伪”中医挂着中医牌子，拿着中医的职称，挣着中医的工资，干的却是西医的活。

　　尤其是非中医药教育体系出来的很多中医从业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缺乏专业的素养，这就容易造成中医药人才队伍鱼龙混杂的现象。我之前做过一份调查，在我原来工作过的一家县级中医院中有两三百个医生，但真正能够看诊开方子的也就两三个人。并且，这种现象绝不是个例，很多的中医院都有类似的问题。

　　人才瓶颈引人忧

　　《小康》：目前我们国家的中医师培养制度您觉得是合理的吗？

　　陈其广：关于中医药人才教育有多个途径，比如说院校教育属于学历教育的范围，在职的培训属于再教育的范围，还有传统的师承教育，甚至还有家庭教育、自我教育。现在从人数结构上来讲，毫无疑问，院校培养是主要模式。但是我们从院校的课程安排、设施等方面来看，其实并不能很好地胜任培养中医药接班人的任务。比如，在课程的安排上采用“三分法”，即中医药的课程知识传授、技能训练；西医药的知识学习、技能培训；公共课程，特别是外语，这三个方面在课程、课时上几乎是平等安排的。而按照这样模式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其中华文化传统的根基不强，对中医药的施治理论、方法技能感情不深、掌握不准、应用能力不强。

　　朱婉华：行业中确实存在很多不认可的声音。比如目前实行3年规培制度（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和马上要启动的专科医师培训，这些培养模式是模仿西医的培养模式，是否适合中医？我认为这对于西医学生的培养可能比较适用，但是对于中医学生而言却未必适用。据我了解，很多已在临床上开始能独立值班、管理病人的医生，到了三甲医院后，各科轮转，只是充当了实习医生的角色，因为很多学生在规培中，学的是西医诊治病人的方法和思维，并未学习到中医的跟师临床，这其实是不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贾海忠：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向“钱”看，由于中医的定价极低，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但相对的，西医的利润却极高，这就导致了发展的天平向西医方向倾斜。慢慢的，医疗体系的话语权便掌握在了西医手里，而这也影响了中医人才培养制度。

　　《小康》：一直以来中医的传承更多的是靠民间师承教育，然后产生出一代又一代名医的。所以有人认为中医学应该沿用师承教育模式，不能走西医标准统一的院校教学路径，您认为呢？

　　陈其广：西医是有标准化参考的，可以按照理化生对照指标体系，判断病人得了何种疾病，应该用哪种方法治疗。因此，西医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它可以采用标准化、规模化的培养方式来培养人才。但是中医药强调个性、个例，关注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需要长期临床实践的积累。所以我们认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应该把知识理论学习和方法技能的掌握交互在一起，交替并进，相互促进。这就是师承教育的好处，一方面老师给学生传授知识，同时也是在传授方法和技能。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促进了医德的传承，这和一般的规模化教育、学历教育是不一样的。

　　朱婉华：其实争论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二者之间孰优孰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的父亲1938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说明在当时就认为院校的系统学习很有必要。而师承教育的优势在临床，可以在侍诊中学习到师傅在临床上积累的独到的诊断思辨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此外，师承教育的精髓还在于侍诊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学到老师的“术”，还可以学到老师的“道”。中医是“道术”并重的医术，这样才能在未来行医中，更好地施行“仁心仁术”之道。

　　贾海忠：对于这个观点我不太认同。师承教育也有弊端，它的弊端是师承老师的水平决定徒弟的水平。而现代教育也不能够完全抹煞，作为一名受现代中医院校教育成长起来的医生，我认为，最起码院校教育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选择名师再跟着学，目标性就更强。所以我觉得要院校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尤其是硕士阶段、博士阶段，要加强临床，而不是所谓的学位授予。

　　《小康》：很多人表示“中医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对此，您认可吗？为什么？

　　陈其广：这个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实际上并不夸张。与西医人数相比，中医人数的增长一直以来都非常缓慢，但我们讲真正中医人才的危机，并不是单讲中医官方统计人数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真正能够运用中医的思维方式，运用中医药的基本原理，能够在临床当中切实发挥中医特色优势的人才太少了。

　　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要解决的非常重大、紧迫的问题就是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和利用的问题。在这当中，让民间通过师承、家传、自学方式掌握了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的人员，通过一种合理的考核方式，取得合法的行医资格，是缓解当前传统中医药人才极缺问题的重要举措。

　　但是，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在落实法规制度具体操作办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来自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朱婉华：现在中医人才流失问题确实很严重。很多学生完成学业后都转行了，或者转做西医或者干脆做其他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上的一些诱惑。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医人士能来坚守住这块阵地，更多的地方领导重视中医药。

　　贾海忠：“后继无人”涉及到一些政策制度层面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给予中医更灵活的政策，使有能力有水平、真正掌握中医理论知识的人能够更容易从业。

　　但是我认为政策监管要严，如果监管不严，就会导致滥竽充数，产生恶劣的口碑，不利于中医的整体发展。

　　《小康》：您如何看待目前民间中医获取执业医师资格证困难这个问题？

　　陈其广：在我看来，同样是一个中医师的称谓，今后可能会形成不同师资队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中医师的队伍当中，有按照《现代职业医师法》办理的现代中医群体，有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的群体，还有民族中医群体，此外还增加了此次《中医药法》实施以后将要出现的民间确有专长人员构成的中医师群体。

　　当然，无论从管理上还是从实际运作上，这样一种人员构成都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增加管理的难度，造成社会的困惑，所以，“到底谁是真正的中医”这个问题，是我们建立法规、改进体制、改善运行机制时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如果把民间确有专长的中医药人员禁锢在合法行医用药的范围之外，对我们民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危，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系，对于更好地发挥我们国家中医药在世界医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都是严重的制约。

　　朱婉华：现在中医队伍中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对于执业医师资格证发放的相关规定，我认为，就是一种对中医队伍的把关，这对于患者和有真正执业资格的医师而言是一种保护。

　　贾海忠：7月1日《中医药法》开始实施，应该会有改善，但具体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尚未可知。另外，我想强调一点关于中医师承的问题。中医师承要求三年内老中医只能带三个徒弟，并要通过相关考试。在我看来，这样的限制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有的人放开招，都没有人拜他为师，有的人有能力，却不可以多带学生，这样其实是不利于中医人才的培养。

　　中医现代化≠中医西化

　　《小康》：您认为中医可以现代化吗？如何现代化？

　　陈其广：中医现代化这个概念已经提出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们认为很多人在谈及中医现代化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进入深层次的思考。第一，要考虑中医药如果不现代化是不是就不能在防治疾病、维护民众健康方面发挥作用了？如果答案是不能，那么中医就必须现代化。第二，中医药现代化到底首先侧重于形式上的现代化，还是内容上的现代化？

　　我认为形式上的现代化是完全可以考虑的，例如将汤药做成颗粒、胶囊、片剂等，这也是现代化，这是适应当代人的生活习惯、工作习惯提供更多的便利。但是如果说到内容现代化，也就是本质现代化的话，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如果说内容必须现代化，本质必须现代化，那就和我们第一个提出的反问密切相关，是不是中医药不能防治现代疾病，所以它必须从本质上现代化，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管非典还是甲流，都证明了中医药完全可以应对现代重大的流行性疫病，而且在疗效、成本、预控等方面完全不输于现代的医药。

　　朱婉华：很多人所谓的中医现代化其实是把中药西化，西化后强调药物的有效成分定性定量。但需要注意的是，中药的特点是以天然动、植物为原料，运用不同炮制工艺加工再用配伍方法实现减毒增效，依据药物的“四性五味”和患者个性特点开展治疗。屠呦呦研究的青蒿素就是用最原始的制备方法而取得成功的。可见，中药西化是不太可行的。如何现代化？不管是用现代科技方法研究还是用原始的方法研究，疗效是最好的标准。

　　贾海忠：我认为可以。我们讲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想要创新就要吸收现代科学技术。在2004年的时候，我开始研究中医智能化，通过整理古今名著，研发出了一个智能会诊系统，助推中医治疗规范化、标准化。经过10多年实践的验证，结果显示，这种方法完全可行。

　　《小康》：目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名录中，无论是项目的数量，还是代表性传承人的数量，中医药类所占的比重都非常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有什么建议？

　　陈其广：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是还有很多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制度认识上有误区；第二，对于贯彻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各个地方政府的态度不一样；第三，我们的中医药队伍现在处在鱼龙混杂的状态，这个鱼龙混杂不是说因为有民间中医才鱼龙混杂，而是我们整个中医药队伍本身存在鱼龙混杂的问题。例如，在一些公立的大医院里，我们不否认有地道传统中医人才的存在，但是同时也有严重西化的中医药从业者，而且这样的人数量还不少。所以中医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究竟应该由哪些人来申请，究竟应该保护哪些人，本身就构成一个难题。当初我们国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曾经试图把中医作为一个整体去申请保护，结果被否定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中医本身概念不够清晰，因为中医既可能是地道传统中医，也可能包含一部分西化的中医，或者说所谓中西医结合的中医。

　　朱婉华：国家级非遗申报首先需要是省级非遗名录中的，而省级非遗也要首先进入市级非遗保护名录中，等于是一级级申报，中间哪个环节耽误或者搁置了，那就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了。我们“朱良春益肾蠲痹法”从入选江苏省南通市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再到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再到现在申报国家级的非遗，整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而且，当地政府对于贯彻落实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态度也相当重要。

　　贾海忠：我认为申报非遗对中医的发展实际意义并不大。中医的本质还在于为人们解除病痛。病人追求的是疗效，不会看你是院士，还是大师，更不会看你是不是非遗传承人。中医之所以还有这么多人在坚守、在传承，根本原因是中医真的具有很强的实战性，能解决问题，能看好病，并且在治疗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损伤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