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还是意外：近代文明为何发源欧洲？

　　计划还是意外：近代文明为何发源欧洲？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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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5-29

　　维舟

　　大体以公元1500年为界，世界历史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自此与原先那个古典诸文明并存的世界作别——先是部分地区的部分人，渐渐地全球几乎所有人都跨入了“现代”。这一结果虽然人所共知，但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样的变化、这一切又是怎么会发生的，却至今没几个人弄得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这一变革的发源地是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欧。

　　尽管也有人声称这不过是欧洲人的运气较好（“他们能这样，只是因为碰巧发现了新大陆”），但在如此重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面前，这样的看法所带来的疑问似乎比它能解释的问题更多。不必说，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接受变革做好准备，那么就算有发现新大陆这样极具冲击性的事件发生，它是很难内在自发地生成一套创造变革内驱力的结构的，这就不能归结为“运气”。就此而言，现代的曙光最早出现在西欧这个欧亚大陆的偏僻角落后，实非偶然。

　　读六卷本《现代欧洲史》关于早期现代的叙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感受是：在那个转折年代，欧洲社会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充斥着相互竞争的内在力量（传统与进步是其中最重要的两股矛盾力量），同一时期也包含着彼此歧异的趋势，即便是新事物、新思想，在其发明者自己看来却是旧有的延伸，也根本无法预见到它们对旧秩序竟有那么强大的破坏力。第一代改革者纵然抱有批判性思维，但有时换个侧面看又像是不情愿的革命者。提出日心说的哥白尼本身是个天主教神父、教会法博士，而通过自由落体实验等支持日心说的伽利略则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在受教廷审判之后既不逃脱也不反抗，他们都无意挑战教会权威，然而其学说却是对教廷杀伤性最大的武器。

　　这还算是他们在世时就已出现的冲突，有些变化则是当事人根本无从预见的：哥伦布原本是想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道路，结果却发现了美洲，且至死都以为自己发现的新大陆是印度海岸（以至于美洲土著至今都被称作“印第安人”，也就是“印度人”）；古登堡只是想通过印刷术来赚钱经商，无从料想印刷术竟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变革，乃至间接促成了原本通行于全欧洲的教会权威拉丁语的衰落。凡此种种，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例，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行动的意图和结果脱节了，原本想要A，结果却得到了B，出现了“种豆得瓜”这样不可预知的效应。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或许是因为，在一个社会逐渐现代化之后，发生在其中的重大事件所导致的因果链条已变得太长太复杂，以至于根本无法穷尽所有的可能，就像在一口已有了一千种原料在起剧烈化学反应的坩埚里，谁也无法判断新加入一种化学物质会导致产生什么新的反应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可能导致他事先想像不到、乃至根本不想要的结果，这不是他意图好坏、道德高低的问题，而是他无法控制所有这些变化。正因此，在现代欧洲史上出现了许多始料未及、出乎意外，甚而根本事与愿违的事件，如果说“在1715年，没有一位先知能够预见未来的事件和发展”，那并不奇怪，这甚至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可以说，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也不可控意外的时代。

　　当然，新发明和新思想往往也是双刃剑。由于其释放的力量难以料见，有时甚至无法控制，因而现代社会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就是弗兰肯斯坦隐喻——人所创造出来的某个威力巨大的新事物，最终脱离了控制，反过来伤害了创造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科学获得极大发展的进步时代，人类感受到的却是幸福与恐惧并存。新技术威力太大、对普通人而言太陌生，而精英们的誓言一次次被证明为不可靠（比如宣称可控的核电站却还是出事了），以至于人们渐渐丧失了安全感；然而如果以此为由去踩刹车，那势必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的停滞，到头来仍必须维持某种“可控的开放”。

　　不仅是在社会、文化、思想、经济、技术等领域如此，在政治上也不例外。按照社会历史学家RichardLachmann的分析，早期现代的欧洲人是通过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精英斗争”，在无意中开创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而他称之为“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capitalistsinspiteofthemselves）。开启了宗教改革进程的马丁·路德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批判教会赎罪券的纲领，会造成基督教的分裂和欧洲多年的宗教战争。事实上，政治事件中这种出乎当事人意料之外的状况更明显，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历史当事人都不是自觉地按照一份可预见的政治蓝图在行动，他们往往只是被事态裹挟推动着往前走，更无从料见自己的行为在多年后产生的会是什么结果——就像1914年谁也没想到一个年轻人的愚蠢暗杀行动，竟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政治中有一种特殊的状况，就是人们会把目的当作手段——一如宗教战争时法国大批贵族加入胡格诺教，但他们公开宣示的目的（“改变信仰”），实际上是用以实现其真正目的（借此反抗国王）的手段，也是因此，现代人对借着各种名义开展的政治活动，都产生了深切的怀疑。

　　英国人常常爱说，他们是在“不经意间”得到大英帝国的（当然，他们后来也在不经意中失去了），这个看法值得认真对待。这种“无意中征服半个世界”的说辞有时隐含着某种克制的洋洋得意，并且正如RonaldSteel曾说过的，“不情愿这一主题是在殖民主义史中发现的最为普遍的解释之一”；不过确实，无论怎么谴责英国的殖民主义，但英国人从来没有一个想要建立帝国的清晰计划，甚至没想过派往东印度的一家特许经营公司，最终能成为印度的主人。

　　这种“不经意”并不是真的心不在焉、无所作为，而是“有意的不作为”，换言之，是明智地意识到强行规划或人为干预可能反倒过犹不及，也没有任何行政制度能完美地按照初始设计的期望发挥作用，它在实际运转中总要经历各种修正。有时，人们过于专注解决一个问题可能又会带来更多更麻烦的问题——德国人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倒是治好了当时德国人最迫切的经济萧条和重振大国梦，但又带来了更可怕的灾难。因此，更可取的是在一定的法治框架内，遵循“自然秩序”，小心谨慎地使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发展。既然一个新事物的后果很难预料，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在它还脆弱的新生之际就急于去否定、扼杀它，这就意味着要容许试探、实验和自由竞争，为此提供制度性的保证，并对结果保持开放的态度。

　　当然，任何社会的新生事物往往都是在不经意间萌生的，但问题在于：新事物的存续，无法仅靠人们偶发的善意，欧洲的特殊性，乃在于它的多元性使得这些新事物和意外结果很难被单一的力量阻止。欧洲在中世纪就已呈现极大的多样性，在社会政治构造上则是诸国林立、封建分层、政治与宗教的二元权威并存，这就确保了社会结构中有大量海绵状的“孔洞”，可以让那些不受待见的异端和创新有容身之处——不要说别的，连印刷书籍在刚诞生时都有许多人反对，但这无法阻止它在别处流行。从传统与进步力量的斗争中就可以看出，教会等保守势力“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也就是说，它们并非完全没有预见到新事物可能带来的威胁，但要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环境中阻止其发展却是不可能的。

　　因此，要回答为何这些变革发生在欧洲，还得从欧洲内在的驱动力去寻找答案：是什么使得欧洲具备一个不断生成变革能力的结构。这种变革的初始动力应该承认是来自欧洲社会内部，正如书中所阐明的，欧洲的海外贸易和扩张活动本身就是国内相应活动的延伸，只是对外扩张最终又反过来推动着内部发展模式的变革。此外，社会的多元化与分权，使得社会力量的活跃成为可能，而印刷术带来的自由交流，又使得“一些之前不相关的技法和学科产生碰撞，并最终形成了新的东西，这在文艺复兴时期常有发生”。新事物未必就此取代旧事物，有时还引发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但由于权力分散之下没有一方能以彻底压倒告终，因而这一斗争过程最终使社会进一步丰富化了。

　　要概括欧洲五百年来的复杂变化，显然是极难的事，即便是六卷本也未必能胜任。全书显然不把土耳其视为欧洲国家，倾向于低估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也不大涉及欧洲对外的移民、扩张，似乎并未将之欧洲历史运动的驱动力之一。不过大体而言，在这套由美国诸多史家操刀的系列中，还是相当深入浅出地画出了这一宏大变迁的主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政治史之外，书中特别强调了新文化史的视角，更突出了宗教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这是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常常淡化乃至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