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高票房及“父权文化”之争

　　《摔跤》高票房及“父权文化”之争

　　折射出的社会现实与教育焦虑

　　■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摔跤吧！爸爸》是2016年印度最卖座的喜剧“口碑影片”，2017年引进国内自5月初上映以来截至本文发稿前已创下8亿票房纪录，据估算到5月底有望突破10亿票房大关，这对于一部没有特技、特效的体育励志影片能获得如此高的票房，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该片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影评普遍都给予了好评，不得不说这是印度“软实力”输出的成功，这对于同样有文化输出情结的中国电影来说，真是“爱恨交加”。近日传出中国将翻拍《摔跤吧！爸爸》，不知这是致敬还是取巧？其实中国同样有感人的体育励志故事，只是很难有超越体育、赛事、体制与文化的平衡性眼光。

　　落后的文化与受伤的文明

　　 与中国商业电影单腿发展不同的是，印度的电影生态非常完整，这得益于印度开放的政治与文化环境，近年来印度艺术、文学等在国际上都有优异的表现，这些技术、观念的更新会促进电影创新的活力。印度体育相对滞后是因为经费投入非常有限，其城市基础设施也相对落后，这就给国人印度非常落后的概念，很多去印度旅游回来的朋友也说印度城市非常脏乱，不像中国快速进入城市现代化，这就使我们看印度的眼光变得异样。很多人看印度电影也是宝莱坞歌舞影片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印度电影除了歌舞商业片也有很多不错的文艺片，《爱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曾获得过奥斯卡外语片奖，史诗影片《阿育王》、《印度往事》等，有很多匠心之作。所以，《摔跤吧！爸爸》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印度丰富的文化土壤与电影生态良性互动的结果。

　　 印度曾有过不断被征服、被殖民的历史，印度1948年独立建国后，便以“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来处理国际事务，“爱国主义”作为国家凝聚力，民族意识被唤起，文化的伤痛与现实的落后，成为印度新的伤口。所以从普世的眼光与民族主体来观察印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摔跤吧！爸爸》也是印度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文化间的反映，从现代文明来看它确实缺少“人文性”，但从印度民生来看，它又是“个人英雄主义”，因为对于“底层人”来说，尤其是受歧视的女性来说，生存权、选择权就是人权、女权，所以它又是符合普世价值的。

　　 30多年前，印裔诺奖作家奈保尔游离印度、追寻他祖先生活的土地，写过著名的印度三部曲。其中《受伤的文明》就是在展现印度的复杂性，落后的文化、混沌的个人世界与不断被征服的历史记忆交织在一起，构成印度的现状。让人既难过又忧伤。

　　 30多年前，也有西方作家到访中国，当时中国也处于开放前的停滞状态，情况几乎类似，所以我们非常能理解《摔跤吧！爸爸》这种渴望进步、被世界认可、改变落后的决心。

　　 如果抛开印度社会现实单纯地谈“女性意识”，这的确不是一部好作品，因为它的确不是落脚在个人的“自我实现”上，正如一些女权主义所批评的，它是用“父权文化”的光环压制“女性意识”的觉醒。而结合影片的社会背景与改编自真人真事的一部传记影片所能突破的空间，你又不得不佩服该片所能达到的高度。不然，它顶多只能是一部小众或者文艺片，它的影响也就有限，这或许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地方。

　　女性意识与自我实现

　　 在《受伤的文明》中，奈保尔写到，“印度吞噬了自己的文明，在垃圾中产生垃圾，在废墟中构造废墟，人民居然能过得心安理得。”

　　 在奈保尔眼中，印度是消极、倦怠的，整个社会受印度教“无为主义”影响，过着近乎“本能式”的直觉生活，个体缺少反思与判断能力，我们又不得不回到我们的文化相似之处来思考极端女权主义在中国脱离实际之处。

　　 中国北上广虽然已是国际大都市，“女权”、“同性”等极端思想、边缘生活主张有文化土壤，但中国社会主体依然在为“生存权”而奋斗，这也是我们从电影中获得认同感、甚至角色代入感的原因。

　　 印度与中国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经济制度却非常相似，当年都受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后来几乎同时都转向了市场化经济。中国经济、城市化发展快速，印度发展缓慢主要受宗教信仰与种姓制度落后的文化影响，另外由于法律、人权限制不能随便取缔贫民窟，而中国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农村离城市生活远，都市人自然感受不到地区差异及农村生活的落后。由于印度媒体相对制度透明、国家也在促进落后的种姓文化、婚姻改变，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艺术作品在揭示这一社会弊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揭示的是都市底层人的生活，还有“堕胎”、“童婚”等，《摔跤吧！爸爸》是30年前的真人真事，一位摔跤手国家冠军退役后培养自己的女儿成为摔跤手“为国争光”最后获得“英联邦冠军”带领女性寻找自我成为榜样力量，同时也触及到印度官僚体育制度并促使其改变，这就是《摔跤吧！爸爸》的意义，它不止体育。

　　高票房不是偶然

　　 如果是单纯的一个个人成功故事，我想影片不会获得普遍的尊重。在印度社会，女性受歧视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农村。在奈保尔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家暴”往往被当成丈夫合法的权利，而女方在出嫁时高昂的嫁妆无疑是印度“堕胎”与“溺死女婴”的一大诱因。当然，在中国农村，女性的地位也很低，同样是受“父权文化”影响，“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存在，但因女方没有高昂的陪嫁要求主要是男方的彩礼压力，其选择的主动性还是在女性手上。

　　 如果说自由是选择权，《摔跤吧！爸爸》中父亲让女儿成为摔跤手也是为了让她们将来有条件选择男人，而不是被男人挑选，这就是基于现实的“男女平等权”，而不是抽象地谈论“女权意识”。

　　 影片中父亲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让女儿们进行“魔鬼训练”，从此要忍受村里人的嘲笑，甚至要剪掉头发、模糊她们的性别意识，成为体育竞技场上的“格斗士”，这究竟是一种“牺牲”还是“自我实现”？

　　 影片显然不是在探讨个人幸福得失，而是讲个人、社会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持守消极立场的印度社会很有意义，也能唤醒更多的家庭。

　　 阿米尔·汗扮演的父亲作为退役的前“国家冠军”，他深知印度体育制度的弊端，要改变这种现状，他只能投身于培养新的“冠军”的行动，于是冀望由儿子去完成，结果妻子一连生下四个女儿，他只好放弃自己的梦想。却在邻居的投诉中发现女儿的摔跤天赋，于是决定培养女儿而不惜与周边人为敌。

　　 “女摔跤手”、艰苦的训练、与体制周旋，女儿最后进入国家队，都市生活无疑也给女孩子打开了眼界，新与旧、现代与落后，新教练的技巧与过去的稳健构成了对比与张力，女孩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对应的正是“父亲权威”的瓦解，影片没有讲述两代人的观念对抗，而是女儿与父亲的认同与成全，最后促成了梦想的实现，这也是主演阿米尔·汗所选择的“个人改变国家”的道路，看似个人英雄主义，却也综合了印度中间道路的立场。因此成为可以调和现实矛盾促进改变制度的案例。

　　 不过，中国大多数的观众是当作成功的“教育”案列来观看影片，主要在于家长对“应试教育”与“快乐童年”取舍间的犹豫，是遵从孩子的兴趣还是由家长做出决策，无不折射出城市中产阶层教育上的焦虑。

　　一个演员与一个国家的电影产业

　　作为电影演员，阿米尔·汗的个人经历也是“个人改变国家”的英雄典范。

　　 阿米尔·汗是宝莱坞三汗品牌之一，他的每部影片都卖座，而且几乎都是揭示社会现实的影片，有信仰上的、文化上的、社会制度与男女权利不平等等等。

　　2013年，阿米尔·汗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封面专题标题是“印度的良心”，这无疑于把阿米尔·汗推上了风口浪尖。

　　 阿米尔·汗除了电影，其争议最大的是他做的访谈纪录片《真相访谈》，节目毫不留情地揭露印度一系列社会问题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建议。从印度的种姓制度、流产女婴、包办婚姻、家庭暴力、强奸、儿童性侵、同性恋等社会禁忌问题谈到了水资源、垃圾污染等敏感问题，尤其在一期探讨儿童受到侵害的节目播出后，更是促进了印度儿童保护法的出台。

　　由于他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也触动了很多人敏感的神经，他遭到宗教保守团体的威胁、辱骂，他的海报被焚烧，影片被抵制，但他说，“即使职业和商业利益受损，我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在与一个庞大的组织对抗。最终也许被撞得粉碎，但我不会退缩。”

　　 显然，他已超越演员职分更多地在履行社会责任，他在接受《时代》的采访中说，“批判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是我们进步的第一步，没必要为自己祖国被放在聚光灯下羞耻，应该羞耻的是我们的国家在哪一方面还有欠缺。”

　　面对猜测与质疑，阿米尔·汗极少辩解， 他只是说：我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分子。一连串的事情把你我和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联系在一起，一呼一吸中，体会心中的共鸣。这就是阿米尔·汗不同于印度消极文化的“行动主义”，因而被喻为演员中的“印度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