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口金融学院周皓：央行需有更大权限 提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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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央行需有更大权限

　　宋易康 李思霖

　　[我们认为在监管上需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使得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处于双重监管框架体系内。这意味着央行相比原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也要拥有更大权力]

　　[11家上市银行公布的年报显示，上一年度逾期贷款环比2016年第三季度下降6.2%。]

　　在当前金融强监管高压环境下，去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以来，国内的金融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的上升势头正在得到有效缓解。

　　“一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呈下降态势，国有大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趋于平稳。”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在其近期发布的《2017年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第一季度报告》（下称《报告》）中指出。

　　近日，周皓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由于前期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激进，金融稳定性仍需要重点关注。此外，在他看来，当前我国部分省份爆发的区域性金融风险属于可控范围内，不会扩散到其他省份。周皓指出，当前银监会密集的强监管文件已经体现出微观审慎监管与央行宏观审慎的协调配合，下一步仍需加强统筹一致，增强与市场、与机构的有效沟通。

　　实体转暖

　　第一财经：去年年底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公开报告表示中国银行业信贷风险在2016年以来急剧上升。但此次您认为一季度以来我国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呈下降趋势，您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周皓：我们跟踪国内金融风险实际上从2014年就开始了，去年第四季度我们的报告就得出了与当时主流（信贷风险急剧上升）相反的观点。

　　根据我们的观测，近几年中国金融风险最高的指标是大约在2015年的中期，即8·11汇改之前的股市泡沫动荡时期。但2015年到2016年，特别是2016年的下半年，金融风险按照我们的测度呈现了一个下降和在低位徘徊的趋势。

　　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主要与我们研究所运用的指标有关。前者运用信贷总量、违约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都是经济周期滞后的指标。诚然，去年下半年不良信贷总量、不良贷款率有一些提升。但我们用的是金融市场指标，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CDS引用违约互换市场和期权市场。这些市场一般是代表投资者对未来前瞻性的预期，如果我们相信这种市场化的指标对未来预期是相对有效的话，可以看到市场判断整体金融风险的下降。

　　此次我们发布的《报告》显示，宏观层面自2016年以来，金融体系巨灾风险指标（CATFIN，catastrophicriskinthefinancialsystem）处于历史同期正常水平，且波动较小，这表明我国当前整体系统性金融风险相较于2015年下半年已显著减弱。

　　一方面，这得益于宏观经济企稳回升，实体经济回暖迹象明显。例如2016年末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上升、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8个月站上荣枯线、工业企业利润回升。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加强风险管理，构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下降的重要因素。

　　2016年初至今，商业银行逐步加强风险管理，严控高风险业务，尤其是加强表外业务的检查、审计和风控管理，有效减弱系统性风险的威胁。11家上市银行公布的年报显示，上一年度逾期贷款环比2016年第三季度下降6.2%。

　　国有大行、股份行风险分化

　　第一财经：您在报告中提出，虽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显著下降，但部分股份制银行仍需警惕系统性风险。请问哪些银行风险较大？造成分化的原因是什么？

　　周皓：当前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显著下降，且已基本企稳。但是，监管层需要重点关注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行中风险的分化与过去几年这些银行发展影子银行业务有关。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同业业务、资管业务，以及贷款标准上在过去若干年都是比较激进的银行。当央行收紧政策，收紧利率的时候，这些原来做短期隔夜融资，杠杆率高的银行反应比较强烈。央行只要稍微提升一些隔夜利率，对这些资金需求方的银行负面影响较大。

　　相反，国有大行，在银行间业务中主要扮演了出借方角色。它们作为资金提供方，在转换经济周期时，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所以风险比较小。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不激进的银行未必受到强烈影响。

　　第一财经：近两个月来，山东、东北等地的地方性金融风险却有所加剧，原因是什么？区域性风险是否具备加剧基础？在您的监管框架中这两个地方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周皓：国家要防止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在中国，即便是区域性风险也相当于其他小型国家的系统性风险。我们认为东北和山东的风险和实体经济与地方政府关联度较大。

　　一般来讲，只要是央行介入，当地省政府出面，基本可以解决，我认为东北和山东都是可控的区域性风险。从目前爆发的风险来看，这些企业不是主要国有企业，反映的主要是民营企业通过委托贷款，通过其他方式从银行或者国有企业、资管计划间接融资以及相互担保，甚至半灰色的集资性质的风险。

　　根据历史经验，这些风险正由于灰色和地下融资，虽然涉及到个别知名民营企业，但还不构成系统性问题。从历史经验看，央行通过当地国有银行或者政策银行的分支行，和当地政府财政部门联合处理，都能解决，不会扩散到其他省市。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实体经济普遍转暖的情况下，一些省份并未迎来实体经济的复苏。这些省份的原材料制造业、房地产等主要领域没有恢复，加之人口迁出众多，实际需求少，能够复苏的有利因素暂时尚未体现。

　　提高央行地位，监管需统筹一致

　　第一财经：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下午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维护金融安全提出6项任务，其中之一是统筹监管，避免监管空白。您在论文中也提到统筹监管的重要性，应当如何统筹监管？

　　周皓：我们认为在监管上需要完善宏观审政策框架，对于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而言，除了“三会”要做到具体业务的微观审慎监管外，同时还接受央行的例如MPA宏观审政策框架。目前“一行三会”监管当局已经这样做了，未来可以进一步加强，使得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处于双重监管框架体系内。这意味着央行相比原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也要拥有更大权力。

　　我们认为，在当下我国国内经济和金融还有很大不稳定因素的环境中，将监管机构打散或者重组是不现实的。需要保持大体格局不变，但是也要将央行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协调工作小组中的地位提高，使得央行与三会的监管配合拥有制度保证。例如让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央行行长担任副组长，以此来提高央行完善宏观审政策框架的职责和权力。

　　此外，也可以考虑每年两会期间，除了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做报告外，央行行长也就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作报告。像美联储主席每年对国会做两次专门汇报一样。

　　第一财经：本来2016年初开始探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到目前迟迟没有动静。您认为什么时候金融监管改革会有大动作？

　　周皓：我认为对金融机构的改革，在十九大之前，大动作的可能性不大。当下主要还会维持金融监管机构大格局不变，或可以考虑逐渐将央行级别和职权升高，使得央行除了货币政策外，还专门负责制定宏观审政策框架，而微观上各金融机构的合规行为、准入行为、产品的风险防范交给原有“三会”。

　　第一财经：3月底以来，银监会一个月连发8份监管文件，从出文速度、密度、力度都属空前绝后，1月~4月银监会更是累计发出470份罚单，这对于2017年进一步缓解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哪些帮助？

　　周皓：可以看到目前银监会3月以来下发的7份监管性文件与央行宏观审慎的收紧体现了一致性。目前银监会与央行应该明确分工，央行将宏观的监管都抓起来，银监会在微观审慎监管上进行配合，中央需要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央行在货币政策上收紧，宏观审慎收紧，银监会从微观行为监管上保持了高度一致。

　　我们认为未来监管层去杠杆和对资管业务的整治行动，不会非常激进地推动，而是循序渐进，逐步引导。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间接的资金来源，与资管计划、同业理财等影子银行密切联系。未来应该是比较稳健、逐步地收紧，而不是突然收紧，造成市场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