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虚向实政府角色定位之惑
曾建中
实体经济缺钱持续“喊渴”，政府部门连续发出多个“令牌”，以求金融脱实向虚局面扭转。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金融业“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防止脱实向虚”。
之后不久，央行联合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一起印发《关于支持制造金融强国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高度重视防控金融风险，加强监管协调，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随之，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密集发声，出台一系列监管政策，以防止资金脱实向虚，并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有号召，有监管，在目前金融优化资源配置、振兴实体经济的作用依然还未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还不高的情境下，政府正意图找到自己的角色，但路径尚不清晰。
脱虚向实
脱虚向实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主任刘晓蕾认为，有一些实业或制造业需要钱，但一些资金只愿意投风险资产，于此促推两者的对接是根本。
她进一步表示，当前真正需要支持的是风险很高的双创、小微或者创新型高端制造业。这些高端制造业需要钱，但想投资的人又找不着，两边没法对接。
姚曦持类似观点。她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博士后，在研究中发现，很多金融资本想投一些项目，但因为信息不对称，没法区分哪些好，哪些不好，生产效率怎样、有无创新等也难以判断。
于是，很多金融企业只看所投企业是不是国企，因为有政府在背后提供担保资金，或是否为知名企业，比如阿里，其在新技术领域如云计算，并不一定有足够领先的技术，但依然是这个行业里最好拿到钱的企业，反之，一些技术更好，但规模较小的企业，难以拿到投资。
刘晓蕾认为，对风险很高的企业，让没有那么高风险承担力的资金支持，是不现实也不应该做的，违背市场规律。比如高创新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属于高端制造业，风险很高，让一些没有那么高风险承担力的资金支持这些项目并不现实。
但是，金融讲究高风险、高回报，仍然有追求高回报的资本进入，现在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肯定存在问题。刘晓蕾说，部分原因是，很多年来隐性担保和城投债的定价失衡了。城投公司的债务比率是最重要的指标，杠杆很高，回报率应该很高，城投公司风险越高，回报越高才对，但恰恰相反，两者负相关。很多人买城投债的时候，看的不是城投，而是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会兑付。
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近期表示，政府部门杠杆率总体稳健，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设立各类专项基金、引导基金、名股实债的PPP，多层嵌套对接银行理财、信托等资金不断加杠杆。
逐利的资本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研究发现，金融附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数据，中国去年第一季度为9.5%，水平很高，超出美国不少。
另按城市来看上述数据，北京、上海已超过伦敦、纽约和香港的水平。
他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没变，还是靠信贷来拉动投资，投资占的比重非常大。
而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很弱，一个原因在于投资回报低。许小年曾表示资本是逐利的，“脱实向虚”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投资赚钱机会。
刘俏曾分析了A股市场，1元钱投资下去，可能获利很多，但投资进入实体经济，可能只有3%-4%的回报，相当于1元钱一年赚三四分钱。一些做实体经济的企业，把钱转向理财，自己搭建金融平台，通过杠杆的方式可获得更高回报。
这一回报方式比较危险，但业界还是出现了“做金融好像很赚钱”的一种心态。刘俏说，包括最具有创新思想的企业家，都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的话，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刘俏表示，中国宏观政策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一方面要稳增长，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控风险。这种矛盾可能助长金融脱实向虚。直白点说，稳增长的理念是货币供给增加的背后推动力。
通过对31个省市（区）前年数据的研究，刘俏发现各省金融对GDP的贡献度，与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成负相关。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正相关。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本身跟实体经济投资之间，已经没有显著意义上的关系了。
针对微观层面上贷款难如何形成，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凤凰金融曾做过一个研究。研究得出一个违约距离，距离越大越好。不考虑行业和企业规模，国企违约距离比私企小很多，违约风险更高一些，但国企平均得到的贷款利率反而比私企低，得到的资金支持更强。这背后的一个逻辑是，政府不会轻易让国企倒闭，就算违约风险更高，金融机构依然觉得放心，因为出事了有政府帮忙。刚性兑付的影响，导致价格调整资源配置的功效弱化乃至丧失，使得很多企业得不到相应的资金支持，这是金融脱实向虚的原因之一。
对此如何破解，刘俏自称没有很好的办法，不过他也提出一些建议。
比如，破除稳增长的GDP情结，在经济转型中，政府是否有更大的信心或决心来改变真正的话语体系，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同时，他希望通过教育真正去改变管理者，甚至包括一些创业者相对浮躁的心态，去传递这样一种理念：做实业可能比较苦，比较累，但真正能支撑国家微观基础的还是实业。
此外，对于多年未决的刚性兑付，政府应敢于用市场机制，把金融定价的机制市场化，允许国企反映其真实的成本等。
政府角色
虽问题重重，但金融脱实向虚的方向，依然还需要努力扭转，将金融更多转入实体经济。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刘力的看法是，让金融转入实体经济，过于强烈的政策号召和金融机构依照政策办事，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大的风险和更大的违约。
他说，首先要看到银行的坏账率不断上升，同时银行真想把钱投出去，但真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地方，因为整个经济中杠杆已经很高，股权投资又很难进入，所以难度挺大。
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或有助解决这一问题。产品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或者解决投资者和融资者的需求，但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还需要深化改革。
在这一改革完成前，政府也试图更多作为，比如发布《关于支持制造金融强国的指导意见》，提出要高度重视和持续改进对“中国制造2025”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造业发展的难点痛点，着力加强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
但这一文件的实际效应如何？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贾春新认为，传统制造业转型换代短期内难以实现，但就业压力和经济增长诉求下，政府一定要出台这样的政策，保持短期内企业活得下去，经济保持一定增长，会起到一定的效果。现在产业金融占主体，政府通过调动掌握的金融资源，会在短期内起到一些作用，但作用不可能大。“长期绝对不能靠这样的作用，一定得靠（制造业）升级换代。”
刘力表示，政策效果怎样，关键在于市场化程度，特别是金融机构自身决策的市场化程度等，而不是光看政府号召。
这又回到一个关键问题：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晓蕾的看法是，不应该让政府去筛查风险，而应更多让市场去解决。资金配置应该是市场来做，资本逐利，自然会有效率。现在效率难说较高或较好，在于市场有些扭曲。政府可以通过监管来改变这个扭曲状况，维护市场，“应该严监管，保证不会有欺诈。”
她说，资金脱虚向实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风险资金供给与风险项目需求的对接问题。要实现这个对接，需要有效的风险投资渠道，政府监管要起到相应作用，保障这个投资渠道畅通，而不是代替市场去分配资金。投资畅通的情况下，逐利的资本会自发的实现有效资金配置。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杨云红表示赞同。他认为，政府做的不是给某一个产品定价，而应从定价事务中脱离出来，承担监管角色。新的金融产品出来，政府不应设立一个最高的利益或者限制，而应是监管它的信息披露怎么更透明，或者在投资教育方面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不是设立上限。用行政的东西取代市场该做的东西，永远不可能达到配置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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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宇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