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联社委任再遇尴尬 常熟银行怼回高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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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联社委任再遇尴尬 常熟银行“怼”回高管提名

　　张艳芬

　　4月下旬，江苏地区上市农商行高层人士出现密集变动的情况。

　　其中，无锡银行、张家港行相继发布公告，均称其副行长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相应职务；吴江银行4月20日公告表示，因新一届的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结束，从而延期了换届选举。而在江苏地区上市农商行高管变动中，最受关注的当属常熟银行。

　　4月27日，常熟银行发布公告显示，在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有两项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分别遭到9位董事反对，议案未获通过。常熟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这次换届重新聘任高管，是由省联社提名的。

　　此次议案否决引起外界关注，作为政府授权监管辖区内农商行、农信社的江苏省联社，再遇人事委任被拒尴尬，这也再次让省联社与地方农商行人事摩擦的话题重归视野。

　　“空降”高管现分歧

　　在常熟银行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中，两项高层人事“空降”议案遭到9位董事反对，4位同意，2位弃权，而其他高管聘用议案均以全票通过。

　　常熟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省联社提名的这两位高管属于“空降兵”。对此，决议公告也显示了反对的理由，“新增副行长来源于域外，对常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缺少了解，对常熟银行的战略、经营模式等不熟悉，难以传承常熟银行的文化，不利于保证常熟银行原有经营模式的延续。”

　　记者梳理发现，这次换届共涉及到十位高层的变动，除了聘任姜丰平、陈稔为副行长的两项议案被否决外，其他8项高层聘任议案均以15票全员通过，其中7人均在常熟银行有着长年的任职经历。对于另一位全票通过的“空降”首席信息官付劲，常熟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付劲属于战略投资单位交通银行派谴过来的人员。

　　此次常熟银行董事会的两个反对议案，再次把省联社与辖区内农商行高层调动的分歧带回大众视野。于是4月份的苏南上市银行的高层人事调动，再次搅动媒体敏感的神经。

　　4月20日，吴江银行公告表示，第四届董事会本于今年3月任期届满，但鉴于该行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尚未结束，于是该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延期，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任期相应顺延。

　　4月22日，无锡农商行公告称，该行副行长许臻因工作调动辞去相应职务。资料显示，许臻曾在该行发展部、业务部以及支行等处任职。

　　4月27日，张家港行发布公告称，该行董事及副行长陈步杨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而陈步杨在调动前，在张家港行有着多年的工作经历，曾担任过该行副行长、董事等多个职位。

　　有消息称，吴江银行目前在跟江苏省联社进行沟通，希望解决相关高管提名聘任事宜。对此，记者联系到了吴江银行相关人士，该内部人士并未否认传闻，表示还未收到省联社相关高层调动通知，“一旦有这个事情一定会公告出来的，一切以公告为准”。

　　对农商行高层管理人员的调配是省联社普遍的做法，但这也容易造成一些发展规模和股份制改造相对成熟的城商行的抵制，在牵扯财务、人事等利益方面，省联社与改制农商行之间不免博弈。2015年、2016年江苏省联社发生多次绕过董事会任免某些农商行高管的事件，尤其是2016年安徽省联社和安徽桐城农商行之间上演耗时半年的董事长人选拉锯战引发媒体关注。其后，舆论中多用“干预”“插手”等词语表达省联社对地方农商行高层的调动。

　　“谈不上干预，本来就是通过省政府的授权对行业进行管理职能。”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一项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的延续性。对县联社、农商行进行提名管理，这是全国农村信用社改革以来一个普遍的做法。”

　　两个逻辑下的冲撞

　　“银行董事会是根据《公司法》《商业银行法》来进行选举；省联社是根据省政府授权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规定来成立和进行管理的。”董希淼认为省联社和上市农商行的冲突不能一概而论，“另一个方面，也要看到省联社行业管理概念的模糊性，在法律上是不符合公司制度的一些要求的，行业管理和金融监管是两个方面。”

　　董希淼也认为：“银行业的发展要靠规模经济，而农商行、农信社的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所有的农商行都由银监会来监管，这样效率不高，也不符合管理成本的要求，所以要改，但不是不管。”

　　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表示，股份制改革和服务“三农”，这两个问题不能对立起来看，因为农信社发展进程总是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2001年的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负责行使对全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行业管理等职能。而江苏南部地区张家港、江阴、常熟三地也在同年进行了农信社股份制改造试点，改制为农商行。

　　去年随着IPO开闸放水，江阴银行、常熟银行、无锡银行、吴江银行、张家港行，这五家农商行成功上市，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江苏地区农村金融改革的成果。

　　“要进行地域和规模的区别对待。江浙这一带的农商行，规模大一些，能力强一些，可能不希望被管理。但是一些小规模的农信社，抗风险能力低，没能力搭系统，反而会希望得到更多的省联社的管理和服务。”董希淼分析道。

　　蔡鄂生认为，各地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发展情况都有很大不同，不能在全国推行一种模式。蔡鄂生表示，改革不应该是一种模式、一个思路；在中国还是要根据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采用差异性的模式，不能用某一种模式来涵盖所有省联社改革。

　　从2014年开始，省联社去行政化的呼声开始被业界呼吁。“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增强省联社服务功能，“省联社改革”也首次被写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淡化行政管理，强化服务职能”的要求。

　　而省联社在农商行高管调动上多次遇尴尬，与其行政管理职能太强不无关系。随着现代化银行进程的发展，以及一些农商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在独立性上的要求也会越高，这在江苏南部地区的股份制农商行中表现尤为明显。

　　“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淡化行政管理，更多做好服务。从组织形式上，成立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比较合适，服务就可以有很多方面，比如科技系统、资金调拨等。”董希淼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