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4月25日23:28 法治周末

  互联网时代,“定制婴儿”之路

资料图。资料图。

  从代妈、中介,到可提供代孕服务的医院;从国内到美国、乌克兰……一整条虽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却不断野蛮生长的地下代孕产业链,对接的是激增的代孕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极速发展,代孕渠道更加便捷,它带来的争议也仍旧不断

  法治周末记者 平影影

  “你年龄多大?结婚了吗?有没有生过孩子?顺产还是剖腹产?”面对着QQ上不断跳动的头像,在武汉从事代孕中介业务的朱峰(化名)一口气敲出了几个问题,发给对方。

  面对这一连串的咨询,朱峰却显得熟练而漫不经心。

  自从他开始在微博、QQ上宣传代孕中介业务,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找到他。其中,想做代孕妈妈的人最多。

  自从做了代孕中介,朱峰已经习惯了眼见着代孕被人从不理解到理解,从被人避之不及到趋之若鹜。

  代孕,这一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的产业,在现实中曾仅仅存在于各医疗机构门口的小广告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正以“光明正大”的身份,为有需求的各方送去无尽的希望、“定制”的孩子和烫手的金钱。

  职业代妈

  最多生四次

  代孕中介在对外招纳代孕妈妈时,通常称之为“志愿者”“爱心者”,但在行业内则直接称之为“代妈”。随着地下代孕产业的逐渐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代妈”这一赚钱快的职业。

  “18至22万元,要求20至35周岁,10个月。”朱峰在自己的微博上简单写下对代妈的要求和提供的报酬。

  主动联系朱峰要求做代妈的人越来越多,对这部分人,朱峰并没有对待客户那般热情,只是程序化地询问着对方的情况,并对对方的问题报之以熟练的回答。

  “做代妈没有什么学历、相貌的要求,人不要太胖就行。但就是要求你结过婚,年龄在25到35周岁,并且生过孩子,顺产一年以上,剖腹产3年以上,并且只能剖腹过一次的。”这段文字,朱峰不知道打过多少遍了。

  如果对方继续对这些条件追问,朱峰会平静地告诉对方:结过婚生过孩子,最起码证明身体健康,并且对怀孕过程有全方位的了解,这些要比没生过孩子的女性更适合做代妈。而剖腹产和顺产的年限,也是为了保证增加代孕成功的几率。

  之后,对方就会如朱峰所料,提出最为关键的问题——报酬。

  “代孕的报酬是18万到20万元,如果代孕成功,每个月还有2000元的生活费,影响费等,一年下来大概就是22万元。”朱峰说。不等对方多问,他还会主动告诉对方,报酬的发放是分阶段进行,如成功怀孕时、怀孕3个月、7个月、8个月、生下孩子等,每个阶段都会发放一定比例的报酬。

  朱峰告诉前来咨询代妈的女性:想要做代妈,除了满足上述条件外,还要先到医院检查子宫内膜,符合条件后就能跟中介签订合同,中介会为代妈在居民小区内租房子,也会请人专门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除了怀孕生孩子,代妈不用为什么事操心。

  不过朱峰也表示,代妈从头到尾都不能到公司,除了怀孕成功后去产检时,可能会见到客户,其他时间段都要呆在中介为其准备的房子里,直到孩子出生。

  朱峰并不担心这些看起来严苛的条件会吓退一些“志愿者”,他表示,网络的发展为其带来了相当一部分网络“志愿者”,但大多数代妈依然还是通过熟人介绍,她们大多都是一个工厂或一个村子里的女性,有的女性甚至以做代妈为生。

  “做代妈的人很多,我的建议是,如果对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话,最好不要做代妈。”朱峰表示,由于代妈的报酬较高,在代孕产业中并不缺人,“我接待的代妈中,最多的一个总共代孕了4次。”

  不愁吃喝

  感觉像坐牢

  像朱峰这样,每天在网络上发代孕消息、招聘代妈志愿者、捐卵志愿者的中介大有人在。他们在微博、微信、QQ中接受各种各样的咨询,宣称这项工作为代孕科普。但看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背后,却有不少被隐瞒的现实。

  比如,代妈的生活,还有为这些代妈受孕服务的医疗机构等。

  李英(化名)是一个代妈,在决定做代妈之前,她在南方打工,后来经一位朋友介绍,踏进了代孕的行业。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做代妈并不是简简单单花10个月怀孕产子、拿钱走人的简单工作。她经历了各种检查、等待,半年之后才接受了受精卵移植,然后就是长期的打针、养胎、产检。这一切都发生在中介为代妈们租下的房子和一所私人医院里。

  事实上,和周围的代妈相比,李英的情况已经非常顺利了。她曾亲见,有的代妈与中介签订了合同后,由于身体原因不达标,导致几个月都无法接受受精卵移植;有的代妈移植成功后,却意外流产,只能修整几个月再“重新来过”。

  最让李英难以忍受的是:做代妈像坐牢。虽然生活起居有人照料,但更像是生活在监控之下,不能跟外界频繁联系,不能常出门,出门要申请,不能回家,不能打听客户情况……当她最终生下孩子拿到最后一笔报酬时,感觉像是经过了几年的时间,“重获新生”是唯一能形容她感受的词语。

  李英的经历是国内代孕产业中代妈现状的缩影。

  从多家媒体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代妈的生活状态和李英相差无几,不同的是,有的代妈群体中会有“领导”,这些领导靠着给不同代孕中介介绍代妈来抽成,所以她们往往会在不同的中介处鼓动代妈们集体“跳槽”,这也导致了有些代妈拿到部分佣金后挺着大肚子就去了另外一家中介,通过流产休养后重新从事代妈的工作。

  除了做代妈时的生活状态,李英还对做代孕手术的医院充满了担忧。

  目前,我国多家医院的生殖医疗中心,只为合法夫妻提供试管婴儿手术,即将受精卵移植到妻子体内,由妻子怀孕生育。法治周末记者拨打几家医院的生殖医疗中心询问挂号预约等问题时,得到的答案往往是要先等3个月到半年左右。

  因此,要在相对灵活的时间内,将受精卵移植到代妈体内,唯一的方式就是到和中介有合作的私立医院或者地下代孕机构。

  对于这个问题,朱峰并没有正面回应记者的询问,只表示中介有专门的医院,都能给做,代妈和客户什么也不用担心。

  而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代孕的手术并不难,很多私立医院和地下代孕医院都会跟代孕中介合作,有的甚至是包含了身体检查、移植成功后产检等一条龙服务。

  一掷千金

  随心所欲定制婴儿

  相比代妈,客户才是代孕中介们的上帝。

  动辄六七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费用,足以驱使中介为这些客户定制全方位的服务。

  在网络上输入“代孕”二字,跳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的代孕网站,打开网站链接,其服务内容、套餐价格、联系方式等一览无余。

  不仅如此,多数代孕机构还打出了各种“包成功”的套餐。也就是说,不但代孕包成功,还包性别选择,满足客户对男孩女孩、双胞胎、龙凤胎的“个性化需求”。

  除了“包成功”套餐,不少代孕结构还将业务发展到了国外,美国代孕、乌克兰低价代孕等中介无处不在。

  “乌克兰比国内便宜一半,不选性别包成功是29万元,选性别是36万元。”在一个名为“乌克兰合法D孕”QQ群中,一名中介熟练地回答着其他成员的问题,随后,她还将付款批次和比例、以及乌克兰代孕流程发布到群中。

  越来越多的成员参与了发问:“可以双胞胎吗?”“孩子国籍是中国吗?”“取卵是夫妻双方一起去吗?”……渐渐地,有成员心动了,直接在群里留下一句“商量好了联系你”,然后就停止了发问。

  相比起这种在群内忍不住发问的潜在客户,专做美国代孕的中介艾米丽(化名)所接触的客户大多经过了深思熟虑,对孩子的性别、代孕的国家等早就有了打算。

  在艾米丽不定时更新的朋友圈中,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其所服务的代孕客户有单身男青年、女同性恋、不能生育的大龄夫妻等。

  “费用大概在18万美元左右,这个包括的是试管婴儿、代孕费用等,不包括交通住宿等费用。”艾米丽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张丽(化名)也曾像艾米丽坚定的客户一样,打定主意要做代孕。她结婚5年,由于丈夫精子成活率低,导致两人一直没有孩子。跑遍了各大医院后,张丽和丈夫开始动起了代孕的念头。

  但随着张丽对代孕的了解加深,她心里的不确定性就更增一分。

  “国内没有合法代孕,想要代孕,要么选择中介,走地下代孕这条路,要么去美国代孕。但这两条路每一步都会让人心惊胆战,不到最后一刻孩子生下来,一切都是未知。”张丽表示。

  最后,张丽还是放弃了代孕这条路,选择了试管婴儿手术。第一次宣告失败后,张丽咬咬牙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最终成功生下一名男孩。

  张丽是幸运的,但还有很多不孕夫妻或单身人士想要自己的孩子,对他们而言,除了代孕,似乎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路。

  适当放开

  严厉打击代孕中介

  近年来,我国不孕不育夫妇逐年增加。中国人口协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多年前,我国育龄人群中不孕不育率仅为3%,到2013年,我国不孕不育人数已超过4000万,约占育龄人口的12.5%。

  不孕不育已成为社会难题,代孕需求激增促使非法代孕市场野蛮生长。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考虑到代孕人群的需求,对代孕完全禁止也行不通,因此,应当采取适当的灵活措施,在禁止代孕的原则下,采取适当放开政策,允许有迫切需求的家庭,能够通过代孕而使血缘关系存续下去,也使民族的繁衍得到保障。

  “综合观察我国学界对代孕问题的基本意见,就是原则禁止、适当放开。这也是立法机关在审议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时,对是否规定禁止代孕条款所依据的基本思路。”杨立新说。

  对此,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明舜也表示赞同。他表示,对那些有迫切需求的家庭,应通过权威的医疗诊断,在必要的情况下,由权威的医疗单位来提供代孕服务。

  “我个人认为,有需要的家庭到医疗机构去做代孕,必须是直接的,而不能有中介机构。一旦有中介机构接入,那么它一定是以牟利为目的,会使这件事变质。”李明舜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李明舜表示,在禁止代孕的原则下,应当建立一个权威的公益性、服务性部门,来为那些有代孕需要的家庭登记、出示证明等,帮助他们获得合法的代孕服务;其次还应该对代孕过程中的各方进行权益的说明,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说明,对各方权益进行保障。

  他同时认为,监管部门还应打击非法代孕,对医疗机构擅自非法提供代孕技术进行惩罚,追究代孕中介的法律责任,让代孕不再“野蛮生长”。

  李明舜还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只有当孕母的代孕行为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奉献行为、而非工具行为时,代孕才能被法律所允许;若孕母被当作工具,将是对人性的践踏。

责任编辑:周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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