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繁荣好过紧缩

　　原标题：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繁荣好过紧缩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要政府于危机时刻在财政领域充当“最后贷款人”或者说“最后投资人”的角色。但是，在现实运用时，要么用得太早，要么用得太晚，而时机不对往往导致效果的巨大差异。这点，在许多国家，教训多过成功。

　　“长期看来，我们都会死。”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这句名言看起来好像不言自明，但事实上对这句话的理解及完善也付出了不菲的历史代价。在1929年大崩盘之后的大萧条中，美国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陷入了恶性循环。“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曾经的繁荣结束了，民众对于危机不知所措。致命的是，当时的美国，在高度工业化之后，大量城市人口无法大批回乡，照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的说法；“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

　　1932年被认为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当年8月有人问远在英国的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凯恩斯如此回答：“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 难怪《光荣与梦想》的作者如此评价：“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回头看这段历史，凯恩斯的经济洞察力无可指责，罗斯福的行动力也堪称政治家的表率，两人的结合促使美国走出了危机，挺过了二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捍卫了民主与文明。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罗威（Eric Rauchway）在《货币大师》中回顾了这段历史，除了向两位致敬，更在反思当下。罗威将凯恩斯与罗斯福视为紧密盟友，尤其在颇受争议的货币制度方面彼此理解与合作，不是作为后代对前人的搭档配对或说政经理念一厢情愿的幻想，而是体现了对历史材料的娴熟掌握及对历史脉络的精确洞察。

　　直到今天，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依然存在不少争议。就罗斯福而言，甚至不少记录显示罗斯福对经济学理解不佳，进而对罗斯福新政尤其是货币政策评价不高。对此，埃里克·罗威认为这并不公允。他认为罗斯福不仅在哈佛受过系统训练，学习过美国经济发展史、美国铁路经济学、公司治理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等课程，而且日后罗斯福还关注最新学术前沿，勇于抛弃之前所被灌输的知识。“我在大学里上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可是我所学到的知识却都是错误的。”

　　以历史学家专业训练，罗威认为，很多对罗斯福经济政策评价源自罗斯福前顾问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撰写的回忆录，这两本回忆录或许是迄今被引述最多的——问题在于，这两人的记录存在疑问。这两人一直认为罗斯福新政太过激进，甚至因为坚持与罗斯福相悖的货币政策主张而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就与之决裂。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后代引证资料中的不可靠性，正由于很多历史名家也采用其材料，而忽略了罗斯福在货币政策方面的远见，导致他们将罗斯福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幸运，而非执政能力”。

　　就凯恩斯而言，即使外界将罗斯福被定义为凯恩斯主义者追随者，但事实上罗斯福并没有通读过凯恩斯的著作。而且，无可否认一点在于，在罗斯福新政尤其货币政策中，凯恩斯之外的人也做出了不少努力。当时的经济复苏可谓众志成城的结果，并不仅仅依赖两个超凡人物的英雄行为。比如，埃里克·罗威指出，经济学家沃伦、费雪、福斯特和卡钦斯基与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等对罗斯福的货币政策也贡献不少。“在真实情境下，罗斯福和凯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宏愿。”

　　那么，凯恩斯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据说华盛顿有句话，经济学家有用，但不可让他们占据高位。但凯恩斯并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对现实与政治都有深刻洞察的思想大师。他见证了十九世纪的繁华，目睹了战争的阴霾如何摧毁一切，他前半生的学术积淀为拯救大萧条做好了准备。而罗斯福和他一样，擅长从过去赢得经验。也正因此，埃里克·罗威指出这两个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货币制度改革达成了共识，将经济繁荣放在首要位置。当时正是美英与纳粹竞争的存亡危急之秋，经济不仅是经济，“普遍繁荣绝非只关乎经济效率或者商业成就，它还是一个道德命题……而守卫文明社会的重任还将有赖于美国经济的重振。”这不仅使美国撑过了大萧条及二战，也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得到了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前，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共识既是罗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产物，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思想结晶。”

　　更为关键的是，“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之下的罗斯福新政不仅短期奏效，而且长期也基本奏效，1937年至1974年甚至被法国人称为“辉煌三十年”。那该如何解释凯恩斯主义后来遭遇的挑战，尤其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呢？埃里克·罗威认为，那恰是不合时宜的政策所导致的危机。罗斯福新政原则上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胀，但后来者往往无视甚至否认这一点。“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忽视价格水平的真实走向，采取紧缩财政开支，推迟干预等举措。紧缩政策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滑。”

　　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为应因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而推翻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之情，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又引发了对凯恩斯理论的回顾。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非常情况下重启经济，是萧条时刻的必然手段，可以视为危机时刻政府在财政领域充当“最后贷款人”或者说“最后投资人”角色。但是，在现实运用时，要么用得太早，要么用得太晚，而时机不对往往导致效果的巨大差异。这点，在许多国家，教训多过成功。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THE_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