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须从量化扩张向降压型转化

　　积极财政政策须从量化扩张向降压型转化

　　蔡红标

　　今年一季度名义GDP达到11.8%，是3年来的最佳；同期财税数据也很“惊艳”：其中，全国税收收入达37793亿元，同比增长14.7%；相比于2016年的4.35%，实乃天壤之别。显然，税收快于经济近3个百分点。那么，这究竟是季节因素或时滞效应还是拐点出现？

　　税收收入增幅的拐点早在10年前就已出现

　　综观过去20多年，和名义GDP增幅相比，全国税收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见图表）：

　　一、全国的税收增幅基本上和经济增长的趋势保持一致，但1997年、1999年、2001年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即经济增长放缓、但税收增幅上升，特别是1997年在名义GDP大幅放缓6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当年税收反较上年加快4.76个百分点。当然，1997年情况特殊，当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税务当局而言是个新事物。但1999年、2001年就很难理解，只能说由于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其赤字必须通过税收来弥补；假如没有后来的WTO红利，这种做法是很难持续的。

　　二、2007年成为税收、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的拐点。从税收角度看，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全国税收的增幅始终在两位数，其中2001年、2004年、2006年、2007年均在20%以上，尤其是2007年竟然达到十分惊人的31%！我认为，在经济存在过热的情况下，考虑到中国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多收点税可以理解。但如果按照与经济增长同步的话，则1997年-2007年间，中国税收增幅明显高于GDP增幅。而2008年-2016年的9年又回到正常范畴。

　　三、税收增幅远快于经济增长：2016年全国税收是1996年的18.87倍；是2006年3.74倍，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2.4倍；而从名义GDP看，20年间增长了10.36倍，是10年前的3.39倍。如果仅仅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8年看，则税收增幅比名义经济增幅多7个百分点，即两者基本一致！尽管有2010年、2011年的超收和2016年因“减税”而歉收，但2012年-2015年的四年是基本平衡的。2017年一季度的再次超收——如按2016年4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9790亿元相比则增幅高达26.86%，较官方公布的高出12个百分点，能否持续还不得而知。

　　不管如何，自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持续20年了。通过20年不断加码、以量化扩张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管主观如何，或已接近尾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把财税体制纳入其中

　　一、把简化财税科目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起点。本届政府在取消不合理收费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存在名目繁多的税费。对目前的18个税种，建议全国人大制订、修改相关法律，去芜存菁，尽可能只保留最基本的税赋科目。例如，企业税赋中能否只保留增值税、所得税？如教育附加税现在已没有必要，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没必要还让企业承担。

　　二、减税应以普惠制为基本方式。轰轰烈烈的“营改增”已经落地。去年降税5736亿、今年目标降税1万亿，很是鼓舞人心。目前市场并不清楚降税红包谁抢到最多！因此，应该把增加透明度作为财政改革的前提。财政部应该每年公布降税最多的前100家或降税额1亿元以上的企业。我查阅了相关网站，发现只有纳税前100大企业。

　　三、把运用当代科技作为提升财税体制效率的推进器。现在是大数据时代，是人工智能的时代，是云技术、区块链开花结果的时代。有人说将来AI可以替代“一行三会”，我认为AI替代财税系统90%的工作当无问题；目前看，我们的财税管控效率似和20年前区别不大。例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税收优惠有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先征后返。这三种形式在时间上差异很大；如果说出口退税有个核实过程的话，其它两种实际上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即使退一步，也应按照“大部月退；小部季结”的方式，这样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就提高了。对小微企业而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因此好事做好，关键就在效率。

　　有必要区分财税使用的“行政”和“投资”职能

　　政府收税的目的是什么？这实际涉及到政府的职责边界如何界定的根本问题。不管如何，政府必须管理好“公共利益”，即：公益性的设施建设，如道路、地铁、公园、图书馆、水利等；教育、医疗卫生等民众必需品；国防、公检法等民众安全保障机制的建设；最后一个就是为解决“居者有其屋”的“公屋”建设。为什么要罗列这些？关键一点就是想说明：投资一切盈利性的企业或项目不应该构成政府职责的重点。不是说政府不管建设，关键是确定一个分界线，凡是有企业愿意投资的项目，政府就不应该介入，政府唯一的职责是制订好“规则”，当然政府也有监督责任；目前没有什么项目企业不愿意干的，如果PPP不成为政府放杠杆的新阵地，那么类似的花钱买服务就应该成为主流。从今年两会的信息看，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了中央基建投资5076亿元；当然大头在地方。2017年各省市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到65万亿，其中基建规模估计在17-18万亿（2016年基建投资规模15.2万亿，同比增15.7%）；另外，截至2016年底，全国入库PPP项目的投资额达13.5万亿元。可见，积极财政政策令政府的投资功能进一步增强了。

　　结构性财税政策改革建议

　　总体思路有二：一是普惠制减税；二是企业和个人统一所得税率。

　　一、以减税为主的降压型积极财政政策，建议采取渐进式、结构性的组合拳：为确保2020年“小康”目标的实现，2017年-2019年连续三年、每年实行减企业所得税1个百分点，即所得税从25%统一降为22%；其次，把所得税分为两块：15%部分直接缴纳，用于政府的行政、公共公益性支出，余下部分——财政政策投资部分所需的资金，以特别国债的形式记账，每年只记账利息但不支付，约定一定年限（如10年）后部分返还、部分抵税——如果企业遇到资金链问题，可以延迟纳税不超过12个月；如企业在此期间破产，则除了用于员工薪资补偿外，自动缴纳进国库。这样，既解决了企业负担、又刺激了经济；既考虑到由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带来的赤字压力、同时又降低了政府杠杆，又考虑了企业长期发展的动力。

　　二、中国有没有“中产阶层”？即便有百万年薪，可能也难以成为“中产阶层”。原因很简单：剔除了费税后，也就得到50%-60%；特别是年终奖，往往扣了总额40%的所得税后，实际到手有限。

　　应该明确，工薪阶层年最高税率不能超过所发放薪资额的20%（如理论上应是考虑家庭合计收入后的纳税）；或多出部分也可划入住房公积金；如果还放宽一点的话，可以成为医疗基本账户、大病保险或健康保险。

　　总之，民富才是国强！没有消费拉动的经济，是很难成为“有效率”的经济，其中的关键是形成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队伍；过去20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更多地转为了钢筋水泥，通过房地产拉动GDP，可以实现很多政策目标，但也带来了货币超发及伴随的高杠杆，本质上难以解决长周期问题。在经济仍处于中长期的L型的情况下，以普惠制的减税为特征的降压型积极财政政策几乎成为惟一的光明！

　　（作者来自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编辑 张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