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批自贸区布局内陆开放 着眼风险测试与差异化探索

　　第三批自贸区布局内陆开放 着眼风险测试与差异化探索

　　夏旭田；王焱灼；徐曼妮

　　本报记者 夏旭田 实习生 王焱灼 徐曼妮 北京报道

　　第三批七家自由贸易试验区（下称自贸区）大局已定，只差鸣锣揭幕。

　　3月31日下午，第三批七大自贸区及商务部的负责人在国新办集体亮相，并介绍了各自的最新进展，同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七大自贸区的总体方案。

　　第三批七个自贸区将在4月1日集体挂牌，至此，中国自贸区正式扩围为11个，并形成了“1+3+7”的自贸区开放的“雁行阵”，一个从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的自贸区战略新框架已初现轮廓。

　　第三批自贸区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战略节点与支撑地带，它们在更广领域、更大范围中形成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试点格局。

　　相对于以往，新一批自贸区更注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内陆开放被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而自贸区向中西部扩围有利于这些地方更有针对性地探索符合其实际的经验。

　　开展差异化立体式探索

　　3月31日的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新的自贸试验区主要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国家级新区、园区设立，每个都包含3个片区，面积在120平方公里内。

　　在整体方案设计方面，王受文表示，考虑到各地的差异化，在试点内容上进行立体化探索。

　　其中辽宁的重点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浙江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通过建设国际海事服务基地、国际油品的储运基地，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河南要打造国际交通物流通道，来降低运输费用；湖北重点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和促进中部地区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对接和有关产业升级；重庆将重点推进“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四川要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发战略；陕西将创新现代农业交流合作机制，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批自贸区除浙江属于东部地区，其他六个都属东北和中西部地区。

　　王受文表示，这是因为自贸试验区要向全国推广复制经验，如果有中西部地区的，有东北地区的，就能形成一些经验，进行风险测试，有助于在全国范围更高层次、更广泛领域进行推广，增加试点试验的针对性。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郝红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具有一定的范围、具有可控性，其自主开放适用于国内规章，没有国际上的外部压力，风险相对可控，也便于压力测试与调整。”

　　以外资开放为例，国务院不久前表示，将开放金融、电信、互联网等敏感行业，这些敏感领域的外资开放将先放到自贸试验区里进行压力测试，再推广至其他地区，中西部的自贸区为这些政策向全国推广提供了载体。

　　另一方面，中西部有着更为宽广的对外开放的空间。以吸引外资为例，郝红梅举例，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的70%，人口占20%，GDP也占20%以上，然而2016年吸引外资仅为全国的7.7%，而且将2003年与2016年数据对比，可以发现中西部在全国的占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自贸区的设立无疑会进一步开放这些地方吸引外资的潜力。

　　“内陆开放为中西部带来了难得的机遇，设立这些自贸区将使其在一些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限制性产业中先行先试，并逐步放开一些行业的限制，进而带动当地的发展。”

　　不过在现实中，中西部面临着产业基础较弱、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市场化水平较低、城市化程度较低等条件的制约，在此开展高水平的自贸试验面临不小的挑战。

　　郝红梅表示，这一方面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比如必要的财政转移支付与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中西部地区自身加大开放与改革的力度，尤其是努力优化当地市场化环境，降低当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她强调，在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玻璃门”等隐形障碍，不能“大门开了小门不开”。

　　对接国家重大战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多位地方官员处获悉，七大自贸区将在4月1日集体挂牌，至此，中国自贸区正式扩围为11个，并形成了“1+3+7”的自贸区开放的“雁行阵”。

　　郝红梅表示，新一批自贸区由东部向中西部进一步扩围，其设立大都与国家的整体战略接驳，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中承担着重任。

　　其中，辽宁是振兴东北、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竞争力的新引擎，河南、湖北是中部崛起重要的两大战略支点，也是“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陕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浙江、重庆、四川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王受文亦表示，原来国内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新战略，比如“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为了满足这些战略实施的需要，所以选择了在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设立自贸区。

　　在上海财经大学自由贸易区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看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内容在不断丰富。“一开始主要是海关特殊监管区、综合保税区，2015年把高新技术区、金融片区、高端制造业片区也放入了，如今自由贸易区不仅涉及外贸，还涉及到科技创新、金融发展等方方面面，是一个综合的改革载体。”

　　他认为，建设高标准、高水平的自贸区要率先形成一些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模式，比如舟山在建的自由贸易港区瞄准的就是海上供油。“过去是新加坡供应油，现在我们建设的自由贸易区有可能来完成这个业务，并建立了一套服务机制，还可以做海上国际船只的维修。”

　　孙元欣认为，三批自贸区有一个共同的定位，即两个“是”和两个“不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是政策优惠的洼地；是“苗圃”不是“花盆”。

　　制度创新方面，孙元欣认为，自贸区要和政府组织架构改革结合在一起，比如需要把科技创新和后面的产业化结合在一起，于是浦东新区把经信委员会和科学委员会两个委员会合并在一起，成立了经科委。

　　制得注意的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新一版上海自贸试验区方案，将探索大部门制。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光辉表示，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前两批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是改革创新碎片化、各部门协同不够，接下来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为契机，积极建设高水平的地方政府治理规则体系。

　　前两批自贸区此前已经推出了多批在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新一批自贸区也承载着探路的重任。

　　郝红梅表示，先前的经验主要基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建设，比如上海、广东等地的管理模式、投资便利化方式；而这并不代表相对落后的地区不能形成可复制的经验，而中西部地区的试点经验可能对这些地方更为精准，更符合当地的水平。

　　“自贸区不止探索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可以总结产生的问题，根据我们近期对‘1+3’自贸区模式的研究，其经验不乏亮点，同时其难点也有探讨的余地，如限制性条款不适应、政策落地缺少保障措施等方面的问题，而随着试点的增加，探索路径也在增加，可以有效减少经验中不完善与有争议的地方，由此形成全国性的开放格局。”郝红梅说。

　　（编辑：杨志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