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证监会发言人邓舸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严格上市公司“高送转”监管，上市公司实施送转股的，送转比例应与公司业绩增长相匹配，“高送转”相关信息披露要充分、大股东及董监高要严格披露减持计划。
上述关于送转比例的提法，应该是采纳了一些市场人士的建议。不过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对上市公司的约束还不够，在进入实际操作前还需要反复论证。
上述提议的假想前提是，一个业绩逐渐增长的公司应该更适合“高送转”，而业绩没有增长的公司显然不适合“高送转”。
而在A股市场的现实情况是，不排除部分公司高成长确是货真价实，但也不能就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高成长都货真价实。这是因为上市公司盈余操纵的行为很常见，以前一些垃圾上市公司利用坏账准备来实现财务“洗大澡”，而近年来随着并购重组的大量实施，现在又出现利用商誉减值来实现利润操纵的手法，上市公司或推迟计提商誉减值粉饰报表、或激进计提“洗大澡”，通过种种手法，垃圾公司可以让某年利润亏损或接近于零，那么第二年即使实现每股很低的利润，也可能出现同比增长100%甚至更多，由此就有资格10转10，这种手法甚至可以循环使用。
相反，一些绩优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比较规范，财务处理中规中矩，业绩表现相对比较平稳，即使业绩增长，往往也只是个位数增长，它们基本与高送转无缘。由此，高送转难以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起反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监管部门不宜把分红、“高送转”完全视为上市公司的自治权利。
以前，上市公司10转10为高送转，而到现在，10转30的案例也出现了，高送转已呈现无边无际的趋势。
假若上市公司按照上述财务“洗大澡”的方式操纵盈余，就可频繁高送转，极端的情况下，每股1元净资产10转10后降为0.5元，多次循环后每股净资产甚至可降为0.01元，而名义上每股股票面值总是1元，而这将对投资者形成非常大的误导效应。
公司自治并不意味着没有限制，自治权利并非没有边界、随便乱来。笔者建议，对《证券法》的修改应该明确上市公司分红、送转股自治权利的边界。
比如对于“高送转”可以明确，送转后每股净资产不能低于面值1元，对于目前净资产低于1元的上市公司，应规定其没有送转股资格，待其净资产累积到1元以上再说；另外对“高送转”比例需有刚性约束规则，要加个盖子，比如可规定上市公司每三年最多送转一次，每次送转不得超过总股本的10%。
有股民称，“高送转”就是上市公司耍流氓，这话有一定道理。送股、转增股本只是会计上的转账而已，无论是送股还是转增股，股民都分不到一分钱现金，所有股东持股数量同比例放大，且送股时股东还需计征个人所得税。为此，在对上市公司“高送转”进行刚性约束的同时，更应引导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这方面首先可以考虑利用税收制度来引导。目前对股票红利实行差异化征收制度，持股一年以上税率最低，只有5%，但投资者得到的现金红利是企业税后净利润的分配，仍有重复征税之嫌，建议取消红利税，由此可避免双重征税，另外也可起到引导现金分红的作用。
对于上市公司有利润不分，美国《国内收入法》规定，企业不得超额累计利润，一旦企业累积的留存收益超过法律许可的水平，将被课以重税；建议我国也引进这样的税收制度，如果企业有大量利润不分，则对此课以重税。
对定向增发也应规定分红门槛。《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条件中，其中一个是要求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但对于非公开发行（定向增发）却没有规定任何分红门槛，即便最近推出再融资新政，也没有对定向增发规定分红门槛，由此一来定向增发仍是法外之地，一些“铁公鸡”仍可在市场大肆圈钱，这个局面必须尽快改变。
此外，市场的大环境还应为股东行使股利分配请求权提供合理救济。抽象的股利分配请求权是一种期待权，是股东所享有的一种固有权益，不容公司章程或公司治理机构予以剥夺或限制。
当上市公司有利润不分，控股股东、董监高等内部人却通过关联交易、高额福利薪酬等变相分配利润之时，中小股东在穷尽内部救济措施无果后，可诉诸法院，法院应适当干预公司分配股利。
（作者为财经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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