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对货币政策的依赖会逐渐趋于理性

　　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表示：对货币政策的依赖会逐渐趋于理性

　　本报记者 张末冬

　　“大方向上，大家都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局限，是时候考虑如何以及何时退出量化宽松的问题了。”在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度’”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在实施多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本轮政策周期已经接近尾声，即货币政策不再像过去那样宽松。但危机后各国复苏步伐并不相同，经济发展情况存在差异，因此，各国的货币政策并不同步。

　　综合运用财政政策等多种政策工具

　　周小川表示，在实施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许多国家都存在流动性过剩，虽然货币当局已开始收紧流动性，但这也将是个渐进的过程。现阶段，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这个信号至关重要。

　　谈到中国的具体情况时，周小川指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自2008年9月起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下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全球经济仍复苏乏力，欧洲又发生了主权债务危机，其他国家也面临着挑战，因此，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向稳健货币政策回归。

　　“各国之所以现在强调将政策重点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在危机初期，很多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太高。”周小川指出，2010年，欧洲出现主权债务问题，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呼吁进行财政整顿，当时很多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表示缺乏财政政策空间。

　　“事实上，财政政策对于结构性改革很重要，没有财政政策，很难进行结构性改革。即便财政状况不佳，也仍有必要应用财政政策。”周小川强调，未来，会有更多国家转向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鼓励财政政策的使用，但由于不同国家政策空间存在差异，应根据自身国情决定政策选择。”周小川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大，但鉴于中国是个大国，有30多个省，须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扩大债务规模，推进结构性改革，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约束，控制其债务上限。

　　周小川强调，货币政策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并非完全没有作用。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应该用于总量调节，不是用来解决结构性问题的，但也可以采用一些创新的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注入有利于结构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门。比如，英国采取了“融资换贷款计划”，中国也实施了类似政策，鼓励向“三农”领域和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当然，最终的政策效果还有待评估。

　　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是政策权衡结果

　　在当天的讨论中，有人提到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和非预期后果。对此，周小川回应称，关于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国际清算银行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等都有相关讨论，“讨论的主要结论是不能认为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胀或资产泡沫是非预期后果”。周小川强调，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胀，或导致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领域的资产泡沫，但这是政策权衡的结果，因为目前的政策重点是使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所以即使货币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也不得不这么做。

　　2014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制定了经济额外增长2%的目标。周小川认为，这是一种政策权衡，而不是非预期的。不过，他表示，这确实会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年来，各国央行都在强调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不能期待货币政策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选择顺序也在发生变化，先是依赖货币政策，后来发现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每种政策都会有其相应的作用，因此应优化政策工具的选择。从理性角度来讲，现阶段更应该把政策组合调整为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等其他政策。”周小川说。

　　周小川称，公众的观点也与上述思路类似。“最近几年，很多公众作为投资者投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或购买金融产品，因而会过分关注货币政策，结果放大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预期后果。但我认为，经过这个阶段，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都会有更加理性的认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