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思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预计，我国绿色债券的年市场规模将在5000亿元左右，可见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领域投入的加强。因此，构建国际化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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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姝含
自2007年欧洲投资银行发行全球第一只绿色债券以来，国际上绿色债券市场稳步增长。而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启动相对较晚，各方面还亟待完善。就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来规划我国绿色债券路径这一话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恒丰银行研究院商业银行研究中心主任吴琦与北京师范大学绿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峥。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阻碍 “国际上绿色债券的发行方多以国际金融机构和政府为主。”吴琦说，2013年以后，随着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加入进来。目前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绿色债券市场较为成熟。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全球总共发行了约750只绿色债券，累计募集金额超过1300亿美元。
“随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和绿色公司债都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吴琦说，截至2016年6月，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共发行549亿元，占全球发行规模的29．3％，离岸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也位居全球第三。预计未来五年我国的绿色产业投资需求每年将超过2万亿元，到2020年我国绿色债券规模有望达到5．7万亿元。
目前，在欧洲的ETF产品中，约20％已经是绿色产品，而中国的ETF产品中，绿色产品只有1％左右。对于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和市场障碍，吴琦认为有三个方面。
从政府和社会角度来看，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体系尚不完善，行业标准尚未统一。如：在税收方面缺少实质性的优惠政策；部分地区对绿色金融的发展尚缺乏足够重视，金融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未能得到发挥；环保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金融机构对不属于政府监控范围的企业和项目的环保违规情况不了解，导致信息不对称；各级政府部门之间以及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制约了绿色金融政策的施行。
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一是绿色金融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不健全，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方面，未来需要在绿色证券、绿色资产证券化、碳金融和绿色保险方面加大创新力度，优化以绿色为主的产品结构。二是绿色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覆盖面较窄，未来应扩大服务覆盖面，更加重视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绿色金融服务需求。三是内部激励约束机制不足，导致经营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不足。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来看，专业性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第三方评级评估机构的缺位成为制约我国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方面推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 “与国外绿色金融发展的背景不同，我国绿色金融市场更多地体现了自身金融市场监管体制的特点，也与国家改革发展的进程相结合，注重顶层设计、政策推动的‘自上而下’特征相对明显。”赵峥建议，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在现有法律、制度、政策框架内，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核心，加强产业政策制定部门、财税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全面对接、协同联动，形成一套全面的绿色金融发展行动方案，重点加强金融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严格限制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和环境违法企业的资金支持，引导各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私人资本参与绿色金融投资的体制机制。
二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有三个方面：其一，金融监管部门应统筹协调、系统梳理现有绿色金融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制定和完善一套与国际接轨同时又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绿色金融认证机制，获取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认可。其二，完善投融资主体的环境审查评估及风险管理的程序性标准，这些标准将涵盖项目的准备、批准、执行建设、监测监管全过程。其三，根据不同行业的实际特点，制定环境风险评估行业技术标准和操作指南，为评估和管理具体项目的环境风险提供定量化的标准依据。
三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积极引导、大力扶持涉及绿色金融的社会组织发育成长，鼓励社会组织围绕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的绿色行为，提供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咨询、建议和指导，对各类投融资项目的绿色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定期的监测、评价和报告，开发和研制绿色金融指数，对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教育和培训。
吴琦对发展中国绿色金融补充了两点看法。
政策层面，要对绿色金融有适度的倾斜。一是完善绿色金融相关的法律体系。对开展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资金投向这些产业；加快环境立法，尤其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执法督察，保障节能环保政策的实施和投资者权益；适时考虑将绿色GDP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加快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二是加强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可考虑成立绿色金融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协调和处理绿色金融发展的重大问题。三是加快培育和发展绿色金融市场。进一步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绿色股票市场、碳交易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企业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直接融资产品。四是将加强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通过我国主导的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掌握绿色金融的研究与标准制定的国际话语权；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和资本参与国外绿色投资项目，培育绿色投资的国际市场。
金融机构层面，首要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将发展绿色金融提升到战略高度。加快明确和制定绿色金融标准和规则，对绿色项目实施差异化授信和考核机制，鼓励和引导经营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根据绿色项目的特点，以及贷款客户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确定合理的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开发与之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完善银行、政府、创投公司、担保、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机制，为绿色项目提供融信贷、投资、担保、保险、咨询等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加强对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研究，加强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沟通和合作，提高对企业和项目进行资质审核和资产评估的严谨性和可靠性，建立匹配绿色项目的风险审批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打造既熟悉国际规则又掌握本土情况的绿色金融专业团队；积极参与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推行国际上现行的绿色金融规则，比如赤道原则等。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预计，我国绿色债券的年市场规模将在5000亿元左右，可见中国政府对环境治理领域投入的加强。因此，构建国际化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绿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峥：
绿色债券市场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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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陈姝含
“系统性的设计、完善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强化的监管机制，对于推动我国绿色金融长期稳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绿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预计，中国绿色产业年投资需求在3万亿元左右，而财政资源只能满足15％左右的投资需求，其余则需要市场满足。假设其中20％的资金通过债市募集，那绿色债券的年市场规模也在5000亿元左右。
如此大规模的绿色债券市场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赵峥表示，目前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和市场障碍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绿色金融发展政策的协同机制仍需完善。由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时间较短，统一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体系仍不完善。特别是产业政策、环保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等仍存在协同程度不够的问题。当期，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片面追求规模、速度的“褐色”投资冲动仍有回潮风险，如不加强各部门联动，建立协同机制，立足全过程、全链条加强监管，绿色金融发展也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的风险。
二是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仍需完善。目前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政策引导依旧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主导基金、政府主导项目仍然是绿色金融的主要形式。如何利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如何平衡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绿色”与“金融”的关系，建立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从根源上解决污染行为负外部性的内化和绿色项目正外部性的内化问题，仍然是我国发展绿色金融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仍需完善。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披露和监管机制，特别是对企业和项目关键信息尤其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要定量、定期披露机制不完善，往往使投资者无法明确哪些项目或企业具备绿色化特征，强化了绿色金融市场的投资风险。
四是缺少市场化的评价工具、技术导则等相关技术支持和措施。我国现有绿色投融资和绿色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多是宏观性、原则性规定为主的意见和指引，实践中难以执行和落实。由于缺乏市场化的评价工具、技术导则等相关技术支持和措施，导致相关金融机构执行起来往往标准不同。在不同的标准下，不仅数据统计受到影响，还直接影响到具体绿色金融业务的开展。以绿色债券为例，按照不同类型，项目认证标准分别由央行、国家发改委、银监会、证监会制定。而以绿色信贷为例，由于各家银行执行的绿色信贷标准不一致，在实践中，就容易出现有些绿色项目在这家银行贷不到款而在另外一家却贷得到的现象。
目前，推动绿色投资应用的绿色指数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包括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债券指数、碳交易价格指数等。比较知名的绿色指数有纳斯达克美国清洁指数、摩根大通美国气候企业债指数、巴克莱银行的“全球碳指数基金”、富时日本绿色35指数等。
“就绿色金融领域而言，绿色指数可以被看做是绿色金融发展的衍生产品。”赵峥告诉记者，我国在推动机构投资者开展绿色指数的投资应用、鼓励资产管理机构开发更有针对性和多样化的绿色可持续投资产品方面可吸取国际经验，主要经验包括。
一是加强传统金融指数的“绿色化”。在现有各类金融指数上充分考虑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赋予相应权重，增加现有金融指数的“绿色”属性，通过信息公开和市场引导，促使投资者根据相应行业、企业在绿色指数中所占的比重进行资金配置和投资选择，从而激励市场的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二是要以企业为中心。三是要培育专业的评价机构。四是要有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及对虚假信息严格的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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