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4日12:04 《能源评论》

  全球化的正与反

  文·赵义

  不久前,笔者到重庆参加了“2016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这个对话会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联部)主办的,2014年和2015年在北京召开过两次,今年是第三次,由重庆市委承办。

  人们应该还有很深印象的是,正是在去年的对话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公开论述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执政党代表人民、服务人民,就要确立核心价值观,坚守在行动上。这一论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16年对话会的主题是“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很明显,这一主题和不久前中国近些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形成了有效衔接,而政党之间的对话,好处之一就是政府外交场合一些不好说或者说不透的话可以说充分。

  笔者采访这次对话会,最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到底如何看待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这波经济全球化。众所周知,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全球经济出现过罕见的负增长,到今天还看不到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明确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从这次危机中走不出来,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类似于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破裂后长达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疲软。

  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担忧全球化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因为经济的政治后果已经开始充分展现,保护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在生根壮大,美国孤立主义也在抬头。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所说,自由贸易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

  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肯定是非常必要的。

  无论是此次对话会,还是一段时间以来的各方讨论,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反思无不集中于一点: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没有实现共享,国家之间、阶层之间的贫富和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甚至一些国家面临着缺少发展、社会排斥、失业上升的严峻挑战。有一个流行的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观点认为,这波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1%和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不光失去发展机会的国家不满,就是发达经济体内部,中产阶级的缩小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也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后果,这也是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的一个重要“依据”。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实际上从这波经济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大好处,他们享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众多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比如美国社会分化的原因是通过所谓“金融创新”让华尔街占有了巨大财富,以及硅谷的科技创新让创业企业家短期也积累了巨额财富。因此,两极分化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原因要找准确。

  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措施停滞不前,或者无法进行改革?对话会的很多与会者都认为,这是因为结构性改革在政治上不可行,简单说就是结构性改革所要求的产业调整、缩减福利、减少政府支出等措施,都会丢掉选票。重庆市一位高级别官员甚至直言不讳的对未来几年世界经济表示不乐观,他认为,发达国家通过货币政策手段解决了一个危机,会引发另一个危机,在选举政治下,能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党或政府很少,因为这样的调整措施会失去选票,“目前还看不到像当年撒切尔、里根那样有魄力的西方政治家。”

  对中国而言,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我们是这波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为什么要特别先强调这一点?这几年我们讲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这一点确实比较多,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也要注意外界的反应。在这方面,企业家们常年游走在“庙堂”和“江湖”之间,会有更多的体会。此次对话会上,就有中国的企业家代表提醒,现有的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存在重大缺陷,这个道理当然要讲清楚,但不能只讲这个,否则会引起误解,还要讲清楚,中国是现有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一个巨大受益者,中国加入WTO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讲清楚后一层意思的重要性在于,强调“中国主张”是渐进式的改革,不是搞大拆大建、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这是要强调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之际的一个建设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是想通过深化全球化而不是排斥全球化来推动全球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很有意思的一点正是,如今“自由贸易”的大旗实际上是中国来扛的。

  但要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安排,挑战是非常大的。在不少西方国家进入选举季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杭州共识和此次对话会达成的重庆倡议,能够变成相关国家的实际行动,引起了与会者的高度关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革中,中国也不例外。有与会的非洲政党领袖就指出,他们期望中国公司能够给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非洲国家已经不会仅仅因为出口原材料就满意了,而是希望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希望中国公司在当地进行有更多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

  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的当下,即使是原来的好朋友,“友谊”也需要注入新的内涵。这本身也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者系《南风窗》执行主编)

  文章来源于《能源评论》杂志

责任编辑:马龙 SF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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