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得水》高票房背后 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

　　《驴得水》高票房背后 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

　　■本报记者 吴小曼 北京报道

　　改编自同名话剧的喜剧电影《驴得水》上映一周以来票房轻松过亿，在观众中获得良好口碑，且被一些影评人评为“近年来国产影片中难得的带劲电影”，甚至一些文艺公众号与公知主动为其“鼓与吹”，就在于《驴得水》难得地接地气、紧贴现实生活与含混其中的政治隐喻，不过用“荒诞”揭示荒诞，终究是一地鸡毛，凸显出人性的荒漠。

　　用“理想主义”反“理想”

　　有影评说《驴得水》就是为“改良派与口炮党”量身打造的一部电影，原因在于持续近一年来的高压，自由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分歧，于是爆发“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到近期演变成人身攻击，于是乎有人发现，无论是改良派还是口炮党他们都有“人性污点”，这就是电影《驴得水》所印证的“人性现实”。

　　关于“人性的弱点”在七八十年前，鲁迅与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也爆发过论战，意即关于“不变的人性”与“人性的不变”的争论，鲁迅一再痛贬中国人的“人性卑劣”即国民性，所以他对任何制度都不报希望，除非彻底改造“人性”，这也是很多知识分子认同苏俄革命的原因，而对于作为改良派的胡适、林语堂等人来说，他们所认同的“不变的人性”，就是寻求从制度上来约束人性之恶，林语堂同时还强调信仰对“人性净化”的作用，这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成他们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判断与最终抉择，《驴得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位怀着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小知识分子，来到荒凉的西北农村教书育人，而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谎报教师名额：用一头驴来冒充老师领取教育津贴，然后为了应付特派员突击检查“吃空饷”，这些人只能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最后为了自保，昔日同道不得不互相诋毁、攻击，“人性的弱点”被无限放大，影评人刘兵说当看到影片中老校长抱住别人的腿说我错了，我不该到农村来实现什么教育理想时一对观众离席了，而他的眼泪却止不住流下来。这在于不同的群体看到的是不同的理想现实，知识分子感同身受在于影片的残酷，它对知识分子近乎脸谱化人格的分解，让每个人看出自己的“小”来，并得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结论，以达到自我矮化，进而对自我价值产生否定。

　　导演近乎上帝的视角，的确可以用揭示人性的“卑污”来讨好观众固化的思维：知识分子不过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有高尚的“理想情感”，但在行为上却是“小人”，不论是自认可以运筹帷幄“行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老校长还是口炮党代表铁男，最后都在考验中败下阵来。

　　我想观众的离席不是因为不忍看到“理想主义”的失败，而是不想看到该片用“人性理想”来反“理想主义”，导演基于“道德失范”、“底线失守”的现实焦虑，他设想了一个理想中的“乌托邦”，让几个小知识分子来到僻远的农村去实现他们的“教育理想”，在这个封闭的小环境，大家却陷入生存上的“困境”，为了改善生活，几个人想到了用一头驴去顶替教师名额领工资，这些所有围绕“生存、感官、现实利益”展开的斗争其实早就背离了“理想”，而在事情败露后，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不是去找行为上的原因，而是为自己的谎言、钻营、自私辩护，把一切过失推脱为“自己高尚的情感：当初就不应该去农村实现教育理想”。

　　自私、钻营，不仅是小知识分子群体，也是目前中国每一个群体的普遍现象，所以《驴得水》被认为是具有现实批判性的好电影。这也是电影讨巧的地方，所谓的现实批判不是批判社会制度而是人性的现实处境，它也巧妙地揭示出不受监督的权力的异化，如同影片中掌握教育资源的特派员，在没有程序正义的情况下，社会公义就不可能实现，而影片最终导向的“人性审判”，足以消解我们对一切制度的热望，所以“网红”作家叶海燕说《驴得水》看了之所以让人难受，就在于它是一部紧贴现实，事关未来无解的悲剧。

　　对未来无解还是在于我们对“理想政治”的“人格化想象”，而政治恰恰是为了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所以它一定是建立在现实、理性的社会基础上，包括对人性的充分认识，所以好的制度可以抑制人性的恶而不是放大人性的恶，至于“人性的净化”，当然完全不取决于社会制度，而是需要一种“绝对的准则”来“自我完善”最后达到自省能力并在行为上变成一种不受约束的自觉，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影片也揭示了这一困境：知识、主义真能让人产生一种自省能力吗？

　　张一曼：

　　女权主义者还是女权婊？

　　张一曼是《驴得水》的人物亮点，也是几位教师中的唯一女性，所以她被赋予的符号性意义远大于人物本身，由于任素汐演活了张一曼这个介于女权主义与女权婊之间的人物，而受到追捧。

　　有女权主义者直呼张一曼过瘾：“影片中的一曼性格直率、真实、不做作，有种把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变成荤段子的能力。喜欢自由、喜欢一切美好。把性和爱情、婚姻分得很清楚。”她最终成为影片的悲剧：自杀，但你总产生不了美好被毁灭的情感冲动，而是被带到“善恶互换”的因果定论中，这也是导演不彻底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颠覆知识女性的传统形象，让张一曼更符合物化社会的“女性主义主张”、寻求身体解放代替思想解放，结果张一曼就变成了“性与爱”的分离体，其实知道中国历史与女性命运的人都知道，中国女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被物化的对象，因为她们没有经济权与人身权利，所以在婚姻、个人自由上没有自主权，五四一代新女性的自由主张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而寻求恋爱、婚姻的自主权，所以女权主义运动也是“人权运动”、“平权运动”，但近年来女权主义却被异化为“性自由主义”，这不过是落入了“男权主义”的话语陷阱，在《驴得水》中，张一曼的女性主张就变成了“想睡谁就睡谁”的性主张，在面对学校危机中，她不是坚持原则，而是用身体作为交易去“睡服铜匠”，让铜匠冒充“驴得水”领取教师津贴为他们应付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