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时代”环球化格局的大地震

　　“后工业时代”环球化格局的大地震

　　——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一百一十六

　　英国脱欧公投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人们公然宣称，再不理睬专家们的分析和说辞。知识专家的公信力跌落竟至可悲的田地，这反映出西方社会疏离精英，大众对精英阶层既疑且惧，对现行建制和规范和失掉信心的严重情状。

　　上期我们谈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在佛罗里达州的血腥袭击扰动了美国人的恐怖情绪将有助于特朗普的选情，而刚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机场的自杀爆炸更是雪上加霜，也正是这类深刻的忧虑，推动英国人在公决中走上脱离欧盟的不归选择。比起其他的价值追求，英国人甘冒不韪，说白了，他们最为关切的大问题就是“身份认同”。

　　支持“脱欧”的多数英国人的大实话，是“出于将心比心或是同情，你也许愿意同难民分享自己的一些福利，但邀请移民睡进自家的卧室，则完全是两码事。”特朗普乘此机会直言他对英国人所作出的断然取舍：他们选择了重新控制国界，重新赢回祖国、不再听命于外人！这类担忧，美国人也早已存在，而穆斯林的恐怖袭击，在伊斯兰国的阴谋策划或潜在极端分子的自发响应之下，接二连三地发作，令美国大选在今后半年里充满了变数。

　　英国脱欧犹如一座分水岭，给欧盟甚至全球的演变趋势投下了长长阴影。其影响所及，令许多人开始质疑公投是否违反了“民主的本意”。然而，人们看到，本次公投激起了英国人的巨大热情，72%的选民参加投票，二战以来从未有过，且支持脱盟的多出了一百余万票，因而很难把公投结果说成是“非民主的”。

　　问题在于，公投的时机是如此之糟。两大愚蠢的决定——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年多前无遮无拦地大规模引进移民并以欧盟名义强令成员国分摊巨大的移民配额；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了平息保守党内的反对摩擦而轻率提议以公投方式来决定国家命运——像极了1-2组合拳。当卡梅伦要求仿照“挪威模式”，“紧急制动”向英国摊派的巨额移民（35万）遭默克尔否决后，英国留在欧盟的最后希望就被打趴在地。对默克尔来说，她的错误决定是绝了回头路：除了引咎下台，她的党派无法回转接纳海量北非难民。卡梅伦的举措更是纯然的愚蠢，提议公投只带来负面的风险而无成功之侥幸。从法理规则的层面，并没有刚性约束迫使英国在此刻付诸公投。

　　事件的影响当然不会止步于卡梅伦下台。强烈震撼之下，其他欧盟成员，如法国、荷兰等也可能发生散架的裂隙。中欧一些新成员，如匈牙利、波兰等早已明确拒绝欧盟委员会的移民摊派，甚至建立起隔离国境的刺网带。至于大批移民涌入的第一线国家，希腊、意大利，还有土耳其（超过250万途经暂栖，时刻等待进入欧盟），不胜其累正在大声发出抗议。总之，英国脱盟——它从来就不是欧盟的中坚，既非申根国家也没加入欧元联盟，国界又受到大洋的庇护——的效应将继续发酵，致使欧盟遭受结构性创伤。这可是“后工业时代”环球化格局的大地震，足以令世界为之屏息。

　　远在大洋彼岸，美国难免其影响。举例来说，加拿大新近当选的“小土豆”总理（其父特鲁多是社会党党魁，主政加拿大多年，政绩卓著，俗称“老土豆”）去年出于同情和人道考虑，一举接纳了两万五千北非移民，渐渐受到民意质疑。实际上加拿大还多接纳了两千新移民，而美国去年总共才接纳了两千叙利亚移民，尽管它承诺要接收一万名。还有，前加拿大自由党首领叶礼廷（Michael Ignatieff，目前为哈佛及多伦多大学学者），从理论角度论述移民的接纳在何种程度上才属合理，在什么情状下才成为文明所应追求的价值。他认为目前的许多“异动”，英国的脱盟公投是其显著者之一，实质上是（民族国家）“主权回归”的思潮和运动。叶礼廷分析道，接纳移民实在不是“普世价值”，而是人们基于同情心、同理心、慷慨等“常人德性”而赠送的“礼物”，让饱受困顿的同类分享自己的一些资源，来度过暂时的难关。而常情的赠与是有其限度的，就像上海人常说的，“救急不救穷”。

　　叶氏的见解也呼应着英国选民的看法，既不需要也无可能和他人共居你的卧室。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别，诸如习俗、生活方式、基础性的价值偏好，还有宗教信仰，在多元融合的过程里仍将持续存在。当敉平这些文化差别的企图来自外力，特别是政府的强求时，反弹不可避免，因其触及了人们生活的底线。本次英国公投传递出强烈的讯息，说明在“超级环球化（hyper-integration）”的外衣下，“人以群分”（groupish）依然强韧，就像演化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许多发现所指明的那样。

　　英国的脱欧公投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人们公然宣称，再不理睬专家们的分析和说辞。知识专家的公信力跌落竟至可悲的田地，与美国大众对精英阶层既疑且惧，所以为特朗普者流所乘，可谓在遥相呼应。这反映出西方社会疏离精英，对现行建制和规范和失掉信心的严重情状。对此，哈佛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曾有剀切批评。他说，专家若想以自己的价值观而非其专业知识凌驾于大众，结果只会是对其专业价值的滥用。

　　罗教授长期以来探索当今世界发展模式，质疑广为追捧的环球化限度。他认为近三十年来被世人追求的环球化、民主化和有序国家三大价值目标被推至过度，已然成为“三头怪兽”。因为这三个目标，至多可“两立”而不能“三全”。在脱欧公投中，英国人诉诸粗率的民主，以简单多数的票决搬动了民族国家发展的道岔，牺牲的是“环球合作”。它预示着特朗普要在美国干成同样的事，风险很大。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提）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