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多，深圳新房均价从3万元/平方米涨到了接近5万元/平方米，已经大大超出普通阶层的购买力，但大量资金还有继续流入一线房地产的趋势。
同时，中国经济正进入L形发展阶段，东部和东北、中西部地区经济运行分化趋势明显，中国正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
在此背景下，6月11-12日，2016年中国留美经济学年会将在深圳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举行。在此次会议上，第一财经专访了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Dwight Perkins，他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现为费正清中心）副主任、经济系主任、哈佛国际发展研究院主任。过去三十年，Dwight Perkins和很多知名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对中国经济保持密切关注。
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缓慢增长阶段，目前最需要处理的是产能过剩问题。但中国目前的房地产问题并不像日本当年的泡沫。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许与中国推动改革的步伐有关，当改革进度快的时候增长率就会加快，反之则减缓。
中国进入缓慢增长阶段
第一财经：您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什么阶段？
Perkins：我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了赶超期，进入了一个缓慢增长的阶段。中国社会在进步，需要更多有效的资源，也需要更有效率的制度。简单经济增长模式已经结束，如今保持经济增长需要服务业发展，如果中国能够做到这些，稍微放慢脚步，就能够保持GDP的增长。然而即使进行改革，中国也很难再次回到8%或9%的增长率，我甚至怀疑中国是否能稳定在6%的增长，但十年内即使是4%或5%也算是不错的成绩。
第一财经：您认为这种缓慢增长是否会成为中国发展的问题？
Perkins：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如果你只是想人为提高增长速度，就容易有更多的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最终会导致增长率放缓，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像2007、2008年这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在当时很好地躲避了这场危机，但犯了一些错误，我认为它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过量投资，造成如今产能过剩的局面，尤其钢铁、石油等领域。
当然，中国政府正在试图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然而企业并不这样认为。经济刺激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它迫使地方政府做出一系列额外投资，地方政府并没有那么多资金，于是又导致了债务问题。当然，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因为中央政府会支援它们，比如央行会印钞票，或者找到其他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产能过剩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政府可以关掉那些亏损企业，使他们的产能回到需求线上，但是这并不是无代价的，成千上百的工人可能会失业。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朱镕基总理就曾这样做过，结果四五千万的工人丢掉了工作，这是一种很高风险的做法。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考量。不管是关掉那些亏损企业，还是让他们继续亏损运营，都会导致更多的政治问题。
中国房地产问题和当年日本不同
第一财经：除了产能过剩，中国似乎还面临房地产市场投资过热的问题，股市低迷，实业投资低迷，但是房价高涨。很多人担心房地产市场泡沫会在近几年破灭。
Perkins： 是的，北上广深的房地产市场太火，但是许多二三线城市却并不如此。这四大一线城市只是特例，人们都想在那里居住工作，蜂拥而来的年轻人推高了房价。如果政府真的能够采取措施解决住房供给，住房的数量将会增加，但房地产在中国并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或许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人们可以通过炒房来赚钱，但是大部分地区并不能。我不知道深圳的房价疯涨何时会降温，人们只要认为房价会继续涨，就会继续投资，但是如果房地产有泡沫，而泡沫持续涨大，迟早会破。如果你想要了解房地产泡沫的极端例子，那就去看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那时候，东京的房子疯狂上涨，但最终泡沫破灭了，当然，我认为中国目前并不是日本当年的情况。
第一财经：所以您认为中国并不用担心房地产问题？
Perkins：如果你要做房地产投资，你当然要担心，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房价上涨何时会停止；但如果你只是买房用来居住的话，那要担心什么呢，如果你承担不起这个城市的房价，那就换一个城市。
第一财经：您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房地产问题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相似吗？
Perkins：现在为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中国的房地产还没有那么大的泡沫，只是需要一些结构性的改革。日本当时有很多公司濒临破产，但政府相信他们最终会恢复运营，所以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2000年之后，日本社会出现了老龄化，使问题更加严重。现在中国面临着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劳动力问题，但和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房地产并没有像日本当时那样的泡沫。
日本很早以前就完成了交通系统的建设，中国已经很接近日本的程度，但还没有达到。中国高铁投资的回报率不高，首先要提高回报率。二三十年之后，如果中国依然能够保持4%至5%的增长率，甚至是6%至7%，我将会非常惊讶。增长率或许与中国推动改革的步伐有关，当改革进度快的时候增长率就会加快，反之则减缓。
第一财经：看来现在中国政府的改革十分重要。
Perkins：之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只是放任国企扩张，即使国企产品并没有市场；出口增长的繁荣期已经过去了，我也并不认为它会重返繁荣，随着贸易增长它有可能还会增长，然而并不会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改革的重点是要刺激个人消费，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养老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配套措施。但最终政府需要做的是提高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作了储蓄，居民消费很少。中国政府的投资可以用来改善环境问题，为城市居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领域，需要发展新的清洁能源。
人民币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贬值
第一财经：近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接连创逾五年新低，引发市场对人民币启动新一轮贬值的担忧。您认为人民币继续贬值将会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Perkins： 如今人民币有更大的可能会有一些贬值，而不是重新估值。谈到影响，一些企业如果要在中国继续经营，可能会经历紧张的几年，很多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公司会逐渐离开中国。人民币大幅贬值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你可以想象大量的资本外逃，外汇储备急速下降，人人开始转移资产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当大公司意识到人民币短期内不会升值，将手中的资产换成美金，也有一些人通过不合法的手段进行资本转移，但这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在于外汇储备的再平衡。虽然有资本外流，但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贬值。
我认为中国央行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如果资本管制太放松的话，国际货币市场就会出现动荡。中国在现阶段依然是一个资本管制国家，虽然国际上有让中国放松管制的压力，但至少在中国资本市场完成改革之前，中国需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以防止大规模非理性的资本外逃风险。
第一财经：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走出了经济危机，您怎么看？
Perkins： 美国正常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2%到3%，因为我们是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已经走出了衰退期（比欧洲和日本的情况要好），但现在2%的经济增长率依然低于预期，而且美国有可能会经历下一个衰退期。社会不平等问题在美国很严重，贫富差距令社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并不认为中国有经济危机，6%的经济增长率是非常正常的，危机在于人们习惯了9%、10%的增长率而不能适应它的下降。我认为中国能够维持5%的增长率就已经很好了。虽然政府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收入每年都会翻倍，但这是不现实的，收入当然应该持续增长，但不可能以那样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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