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柳传志到马云
马云接棒柳传志,成为已经10年历史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上周末,这家有49位理事,代表着3万亿销售额的民间商会组织向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在政府高层正在推动建立新型政商关系,而一些大企业则因其未能恰当地承担商业和社会责任受到质疑之时,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群商业大佬在一起,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柳传志被看做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企业家,而马云是继“92派”之后被算做第三代企业家的代表人物。这种传承更像是中国企业史的一个侧影——中国企业在过去30多年的迭代与进化几乎浓缩了世界一个世纪的变迁,这是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留下的特殊印记。
但不管怎样,不同时代的企业家承担的使命是不同的。柳传志见证了中国从计划到市场的整个过程,跌宕30多年,市场和企业家重新回到舞台中央。他和同时代的企业家因为最早冲破了环境的某种限制而享受商业的红利,却也最早触碰到依然坚硬的“底线”。这其中多少曲折和迂回,所以柳传志所阐释的“拐大弯”理论渗透着那个时代企业家的坚韧和智慧,他们也成为市场经济的推动者和信仰者。
马云创业之时,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则意味着一系列商业规则的重塑。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国际资本、互联网革命、中国市场和消费潜能,马云将这些资源整合为成功的商业模式。他和从网络泡沫废墟中站起来的互联网一代,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黄金十年中,迅速崛起成为最具话语权的商业力量。
柳传志和马云在不同的起跑位置开始自己的商业人生,不同时代的感受和体悟或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具有绝佳的商业嗅觉、超人的勇气和胆略。他们也不乏智慧和谋略,能在复杂格局中把握仅有的机会。当决策者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的时候,意味着今天的企业家拥有更大的舞台和空间,但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相信无论是柳传志还是马云都明白,这个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期望,常常超出了一家公司所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身。奉守“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原则的公司是一家好公司,但要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就还不够。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的GDP规模,是世界第一大的市场,但是在创新实践和对商业文明的推动上,中国企业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贡献。世界500强中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尊重恐怕还是屈指可数的。即使我们一再表达对创新创富者的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家在公众中的形象仍然是模糊的。有些时候,公众要求他们做到的远远超过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力范畴;另外一些时候,是企业家主动收窄了多,中国企业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尊重恐怕还是屈指可数的。即使我们一再表达对创新创富者的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家在公众中的形象仍然是模糊的。有些时候,公众要求他们做到的远远超过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的能力范畴;另外一些时候,是企业家主动收窄了责任边界,要知道“为股东创造价值”和“不作恶”在很多情境里指向并不相同,尤其我们面对的商业规则还不完善。
中国企业家当然首先应该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无疑早就应该告别不问是非,只论成败的草莽时代,他创造的不仅是财富本身,还有对商业文明和商业伦理的坚守与传承。企业家不会仅仅被看做庞大财富的拥有者,他们以自身的努力推动着好的商业实践,这种创新活动和整个社会形成的互动关系,也塑造着我们共同的传统和价值观。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个意义上,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就是社会进步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企业家和有钱人的区别也在于此。
或许正因为如此,几天前,在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席身份首次面对媒体时,马云说,经济问题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企业家群体,“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担当,既为自己成长创造价值,也为社会进步创造价值。”
从柳传志到马云一代,乃至未来的中国企业家,这是一个群体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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