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朱汐

　　中国现阶段只有城市规划设计院，中国的大学也没有为农村规划培养过人才。农村建设是对复杂巨系统的修复、提升和启动，需要提供系统性服务。

　　2011年，乡建院脱胎于河南信阳郝堂村的农村内置金融试验。随后，它成为创始人李昌平摸索中国农村建设思维方式的执行机构。然而，尽管郝堂村获得了诸多来自民间和官方的赞誉，李昌平今天也不敢说乡建院已经足够专业。

　　在他看来，“农村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连续的过程，规划设计和硬件是一部分，内置金融创建、土地抵押贷款、土地流转及合作、集体经济、乡村治理，景观环境改善、垃圾分类、污水处理，居家养老中心及养老村建设营运服务，经营乡村理念方法推广及基层干部村民培训，甚至乡村建设融资投资服务等，都应是乡村规划设计的内容。”

　　李昌平陪伴郝堂村走过了6年，终于可以逐渐放手，由当地的村民、干部、返乡大学生和外来的工商业主自主参与经营和发展。

　　当下的中国，城镇化已经成了一块众人垂涎的巨大蛋糕，各种人都想要去分一杯羹，不论是开商场的还是开影院的，都在津津乐道城镇化的话题，他们渴望将自己的商业触须蔓延至下一个四万亿的城镇化之中。

　　然而，城镇化并非城市化，城市化进程中由暴力保障的“推倒重来，白纸一张”无法在广大而零散的农村中执行——或者说，执行的难度和成本都会很高，钟如九、钱云会那样的案例，必将屡见不鲜。

　　乡村共同体

　　学院派们也曾对农村建设做过各种设想，但实践派们对此并不买账。

　　2009年，李昌平第一次到信阳寻找项目点。当时，信阳是金融改革试验区，政府态度较为开放。当然，另一层原因则是，由大量经济学家考察后提出的给农民进行土地确权，发放土地证，并且发文要求银行“必须接受土地证抵押，贷款给农民”的这一套做法，在当地完全不见效。

　　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做的土地确权不见效果，“这不是土地制度不适应金融制度的问题，而是金融制度不适应土地制度。”李昌平认为，1947年已经实现土地私有化的越南，农民依然无法用土地抵押从银行借贷，而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的土地虽是私有，也只能从其所在的农协信贷部获取贷款，土地依然是在共同体内完成流转。

　　土地抵押的困难在于土地不是一个正规的金融抵押物。一块地可以抵押给银行，但银行不能在上面种东西。“只有在同一个共同体内，才可以把这块地的经营权用起来。”李昌平说。改制前的信用社体系在后期暴露出大量坏账的同时，也暴露出当时信贷资源倾向“更有关系的人”，而非广大的小农。

　　郝堂村的村民李俊芳第一次见到李昌平是2009年下半年，她听说这个人曾是中国最有名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告诉李俊芳，他要带着农民搞养老资金互助社，每个年满60岁的男人或55岁的女人存2000元到社里，年底就可以分红。

　　第一年，李俊芳将信将疑。互助社当年只搞了3个月，年底就给15个入股的老人每人派了300元红利，这一年信阳农民人均收入是4618元。从第二年起，李俊芳每年都把自己和老头子的钱存进去，第二年分了530元，第三年720元，第三年则是800元，“两个人有1600，也就存了点钱。”李俊芳开心地回忆道。

　　当时李去信阳考察时，村子里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空空的，连个代表会都开不起来，他每到一个村，就对当地人说，“能找到5-7个人，每人出2万元，三年内不要利息分红，我就给你筹备资金互助社。”

　　在郝堂做了35年村主任的胡静见过太多老人的晚景凄凉，“很多老人生病了儿女不给钱，还有因此上吊死的，我就想为老人做点事儿。”见过李昌平后，她立刻给本村在外工作的“成功人士”挨个打电话，最终获得了14万元公益注资。随后，李昌平带着5万元课题费到了郝堂，加上平桥区科技局15万元配资，本金34元万。

　　从郝堂村的建设开始，接下来的湖北梁子湖、广东珠海等地，“孝道回归”都成了内置金融设立的核心点。“中国人好面子，一说起来好像就是坏事一样。但你也可以说他们要脸面，可以引导着保留这些好的方面。家里老人受尊敬，这就是中国人的脸面，为什么不顺着这一点去做好农村建设呢？”在李昌平看来，城市里有城市的秩序，农村里有农村的秩序，两者完全不同。“城市里是契约关系，制订规则，大家遵守。农村里是熟人社会，我对老人不好，村子里就有人说闲话，没面子，我发了财不给家乡做贡献，也会被说闲话，人会为了‘面子’去做好事。熟人社会，孝道是核心，现在的农村既没有了过去的宗族关系，也没有了村集体，人都不在这里了，除了回村盖房子长点脸，谁还顾得上为这个村子好？”

　　李昌平建立养老资金互助社的目的，也正是要建立村一级的共同体。基于村一级的资金互助社，可以绕开了中国现有土地管理制度下农民的土地不可自由流转的问题。

　　资金互助社的章程是大家一起吵出来的。一开始胡静他们想从网上下载或让李昌平拟一个，李不同意，“把章程吵出来就是一个民主议事的过程，一开始图省事，以后麻烦就多，因为那不是村民的共识。”共识是当下中国社会最缺的。

　　金地融托

　　李昌平之所以选择金融而非生产合作作为切入点，原因在于金融合作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合作形式，从事生产合作，十年后产量顶多增长10%，金融合作则有可能增长100%、200%。如今，郝堂村的资金池子，早已经从当初的34万元升级到今天的上千万元，土地价值翻了好几倍。

　　在郝堂，一个全新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绿源公司被注册成立，农民若无法按期还款，其所抵押的耕地、林地等经营权则流转至公司，同时公司还可以在村内进行土地流转，向农民征集集体用地，譬如现在作为郝堂村小学的那一亩七分地，就是绿源公司以17万元的价格从农户手中流转所得，“这在没有村社共同体的村子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你想找人谈，人家还不知道去哪儿打工了。”

　　在长期的实践和摸索总结中，李昌平对未来的中国农村有这样的预测：“在中国有10%的村庄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庄会逐渐凋敝，最终只剩下30%的中心村，而这些村子的主要消费者是在城市里居住的人，这些村庄将提供与农业相关的服务产品，农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变成服务者。”当逆城市化趋势进展到一定阶段，城里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到农村消费，也就会逐渐吸引农村年轻人的回流，在本村寻找工作机会。他并不囿于在“三农”的范畴内解决“三农”问题。

　　2013年，郝堂村成为首批被住建部评为“美丽宜居村庄示范”的村庄之一，但在此之前，郝堂村的试验已经获得了诸多民间奖项，也吸引了各路建筑设计师来此进行乡村建设试验。

　　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在郝堂村小学建了一个干湿分离厕所，这个厕所在诸多的乡村建设中都曾被提及，但最终却只能在郝堂落地并运行良好。“难道这是厕所设计的问题吗？显然不是，厕所就是同样的一个厕所，但用的人却很关键。”李昌平说。郝堂村小学有一片自留地，是学生们自然体验和种植基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体验有机种植，肥料就来自于这座干湿分离厕所。合理的储存和堆肥过程，让这座厕所根本没有恶臭或蚊虫的问题。

　　“你要使用一件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往往需要制造一个新的系统。城市的下水系统在郝堂村，不是不能建，但成本极高，环境还会有污染。”李昌平坚信，“农村的问题要用农村的方式解决。”

　　在郝堂村逐渐拥有了自己运行的能力后，去年，乡建院开始了在湖北梁子湖张远村的建设试验，这一次，试验的起点站在了郝堂经验之上，金融与土地的关系更加紧密，李昌平称之为“金地融托”。

　　这个做法将农民的土地作为“本金”，土地上一年的产出等值金额作“利息”计算，土地不再具象化。这为已经离开农村，在城市定居的人，提供了退出的可能性。

　　“打个比方，一亩地一年产出价值200元的作物，按照银行存款利息，这块地相当于价值6000元，那么你就以这块地的价值入股村集体的合作社。”李昌平说，如果农民在城里定居不回来了，就可以把这6000块钱本金拿走。这就给农村人的流动和退出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而在过去，一块地如果农民不种了，要么是被低价出租，要么只能被抛荒，现在则可以重新流转。

　　2013年，张远村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流转了82亩地到村集体经营。外部的农业企业也开始进入村庄，与他们联合开发当地的种植业。村里的土地权属清晰，有助于企业进入，外来者也可以参与村庄的经营。同时，郝堂村的资金互助社也可以贷款给非本村来郝堂经营的人，规程由他们自己制订。

　　“城市社区规划和农村规划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因此应该区别开来。城市规划并不充分考虑就业问题，村庄规划必须充分考虑就业。做城市社区规划基本不考虑落地性，做村庄规划要以落地为前提，村庄规划及实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自始至终的连续过程，且随时在场。”李昌平说，中国现阶段只有城市规划设计院，中国的大学也没有为农村规划培养过人才。农村建设是对复杂巨系统的修复、提升和启动，需要提供系统性服务。如果仅提供一个规划文本开工建设，那么村子的建设就只能是一个外壳。“今天政府要釆够的是系统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