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夏时报社和北京大学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2014中国上市公司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于7月19日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举行。本届论坛主题：颠覆时代的大风险思维。上图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叶林。(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刘海伟 摄)

　　新浪财经讯 由华夏时报社和北京大学中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2014中国上市公司风险管理高峰论坛，于7月19日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举行。本届论坛主题：颠覆时代的大风险思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叶林在发言时表示，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上市公司说，我们这个公司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存在，所以我们根本不指着这样的公司有推进社会发展的主动性，绝大多数的公司，我们所看到的，更像是为某些控制股东谋取私利的公司。

　　以下是文字实录：

　　叶林：实际上题目想了很久，一直没有想好，来之前也想跟大家讲什么东西，才能把我的想法讲出来，我想到了一个与风险管理有关，但是又没有关系的题目，我叫做企业做大做强的学术思考。为什么叫学术思考呢？因为我考虑了那么多问题，可能会触及到某些制度问题，但是我希望仍然在学术角度观察，而不是从政治或者学术角度之外观察，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我也搜了一些，几乎所有的行业，所有管理机构，包括我们的工信部，包括烟草总局都在类似的事情，我甚至在怀疑这样的做大做强是政策性的呼吁，而不是落在实地上的具体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国有企业有没有可能做大做强。最近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式，我觉得很简单，能不能通过简单重复国企的并购就可以实现做大做强，做大没有问题，中国企业很容易进入五百强，我们只要通过简单的并购重组就可以完全达到这样的目的，那么能不能做强？

　　如果我们看中国国有企业某种程度上还是靠特殊政策待遇而获得某种利益的话，我们不能说你可以做强，所以我不觉得国有企业真的可以做大做强。民营企业能不能替代它做大做强？上市公司能不能替代它做大做强？我们要从头来看，上市公司给了我们很好的基金，但是并没有给我们很好的制度，中国特殊的产权制度环境下，所谓的上市公司，我们如果做一个分类的话，你会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从产权结构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国有控股，一类是家族控股，除此之外，中国社会还存在少量的高度分散型的上市公司。在这种以家族，以国有资产占主导地位的产权结构下所形成的上市公司，到底能不能发挥做大做强的作用，我仍然保持怀疑，这种怀疑来自什么呢？仍然来自于这些控制者们，似乎从来没有把上市公司发展当做他们的目标，而把他们自己权益的扩大当做自己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企业一旦进入到上市公司的范畴，似乎做大做强不容易实现。所以在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去体会，或者重新去理解做大做强，所以这是一个帽子。

　　第二，我觉得需要考虑到的问题是，公司发展当中，是不是存在这些环境约束，包括上市公司发展当中，是不是存在一些环境约束？这里面我给自己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上市公司到底它服务于什么样的目标，因为我们有一千多上市公司，如果加上创业板，我估计加上三板，不久的将来估计三四千家也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上市公司也好，或者上柜公司也好，他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造福于股东，造福于控制者，还是造福于社会？可能每个人观察这个问题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说，造福社会这件事情，未必是我们上市公司主观上易于达到的目的，我们几乎很少看到上市公司说，我们这个公司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存在，所以我们根本不指着这样的公司有推进社会发展的主动性，绝大多数的公司，我们所看到的，更像是为某些控制股东谋取私利的公司，我查了一下7月16日中国日报一篇文章，其中讲到一句话，他说一路走来通过市场化方式与民营资本混合，发展成为中国建材集团创造成长奇迹的重要动力，发展初期，面对建材行业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低，亟待整合的契机，中国建材一面进行行业整合，一面进行资本整合，六七年前，重组上市上千家企业，逐步构建起上市公司业务平台，生产企业三层混合结构，形成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团所有权，所有权益由20亿上升到200亿，西南小股东440亿，又以净增产660亿元，撬动3600亿的总资产，扩大国有资产控制幅度，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切实加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改革过程当中，国有资产的目的，我们目的是要加强国有资产在所有这些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对于这样的一种混合所有制结构下，可能是往前走了一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被利用的社会资本，被国有资产所利用的社会资本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在怀疑，上市公司到底是为谁而存在？如果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我相信我们上市公司领域当中，将仍然存在着以往体制当中所有的通病。

　　第二，上市公司必然带有我们当下时代的痕迹。我们当下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曾经做了一个比方，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包括幼年、少年、青年、成年、壮年和老年，实际上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人生轨迹去划定一下我们上市公司或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段落，我不知道在座诸位大家会把它放在什么段落上。是刚出生吗？是少年吗？是青年吗？或者是成年？如果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判断的话，实际上我们很多制度安排会和这样的现实经济环境之间产生错位，从而使你的良好初衷下形成的规则失去它应有的作用。我个人观点它一定是出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出生里，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真的连少年都算不上，也可能是从幼年到少年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讲？举个例子，前一段有一些人大家讨论的事情是要取消高速公路费用，取消各区域间的收费费用，大家想想中世纪期是什么样的，中世纪彼此之间的小国就没有这样的隔离，就没有A地到B地之间的残酷盘剥，中国现在做的改革，竟然是拆除中世纪当时的藩篱，所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流动商品的经济，而不是我们当下所说到的市场经济，我把当下我们所说的市场经济，界定为一个资源配置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提供资源配置的功能，这个市场再繁荣，也仍然停留在中世纪，或者后中世纪的历史当中。如果我们很悲观看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我们会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存在的，这样背景下存在的上市公司又有什么作为呢？可能也仅仅是把自己企业的产品做好，把自己企业的管理做好，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仍然带有很强的局限性。我想说中国经济发展，上市公司发展，是不是还受到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公司发展，是不是受到了民粹的干扰，这里面所说的民粹，最近发生了很多类似于罢工和劳动案件，其中在南方和天津各发生一起，有一起案件是天津发生的，当事人希望你能不能组织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进行论证，我说这是涉及到劳动争议的问题，这个公司因为连年亏损，外资企业，最后决定注销，因此要跟所有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而且企业这边也同意给他们合理补偿。然后成百上千的工人，就开始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提高赔偿金额，我不是说提高赔偿金额不对，而是后面的事情，对于金额的问题，既然劳资双方产生争议，资方希望请到一些法学教授，对这个问题做出评价，到底什么样的途径是合理和正确的。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找了几个劳动法教授，我没找叶老师，我找了国内除了叶老师之外五个做劳动法的教授，他们给我的答案是，我是搞劳动法的，我可以帮你，但是我不可以说相反的。这就是说我们社会存在着民粹思想，这种民粹思想甚至绑架了我们学术界，我们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企业发展会遇到多大阻力。

　　前一段时间我和一位国务院法制办朋友聊天，我说证券法既然都要修改了，为什么公司法不修改，他说如果我们修改公司法的话，工会会要求增加保护劳动者有关内容，与其这样改，不如不修改。所以当我们讨论上市公司发展，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被捆绑住四肢的环境，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讨论企业做大做强，我们在这个环境下讨论企业的问题，这个问题面临的风险是巨大的。

　　另外关于产权的问题，简单来说，中国是一个利用上市公司的一种形象，骨子里实现着高度集权控制的产权结构，而这个产权结构下，如果是以国有资产为主导的产权结构的话，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我几个性格的判断。一、国有资产有没有政治性？二、国有资产有没有地域性？三、国有资产的运营过程当中所派出去的董事是不是有人身依附性？如果大家对这三个问题有正面的结论，他有政治性，有地域性，董事丧失了独立董事的存在。那么中国上市公司的存在我就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消极作业形式。哪个国有企业负责愿意冒着职业丢失的风险做出冒险性的决定，虽然不是所有冒险都会成功，但是不冒险对于商业来说就是失败。二、每个董事都依附于每个股东，你在客观上只能依附你所在的组织或者群体，于是在中国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发现，可能更大的风险还没有被发掘出来，所以我相信中国上市公司风险，或者企业风险，可能是非常巨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的观点不一定对，也不一定跟我们主题有特别密切的联系，所以基于时间关系，我就做这几个观点的表达，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