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亮瑜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减速之困。最新数据显示，前两个月工业增加值由去年12月的9.7%下降至8.6%，为五年来新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也由去年12月的13.6%下降至11.8%，为10年来新低；投资则由去年12月的19.6%回落至17.9%，为12年来新低；出/进口的同比分别下降4.3%和增长7%，其中2月份出/进口同比分别下降20.4%和增长7%。

　　 上述经济活动数据，与持续走弱的中国制造业PMI，互证了中国经济减速势头，预示一季度GDP增速可能将降至7.2%左右，低于政府全年增长7.5%左右的目标，且鉴于全年保证新增就业1000万人对应的GDP增长为7.2%左右，不排除一季度击穿政府可容忍的增长下限。

　　 经济增速的持续回落，使部分学者预计政府将在近期放松财政政策，快速启动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4576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资金。同时，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及目前石油电力等相继启动混合所有制试点等，给人以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之信号。

　　 诚然，这种通过财政投资和鼓励私人投资的加杠杆政策，客观上会舒缓经济减速风险，但若结合过去两年的一些或隐或显的刺激政策成效，可以预计加杠杆政策呈规模效应递减特征。其一，相比过去最终消费相对稳定，前两个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1.8%，反映过度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收入分配，使居民真实的可支配收入有限；而且预计反垄断的升级会继续遏制消费增长，使最终消费对经济的影响中性偏负。

　　 其二，随着政府和国企资产负债表的居高不下，政府和国企已不像过去那样拥有更多可支配资源进行投资，之于私企尽管混合所有制为其拓展了投资空间，但一则私企担心投资于国企垄断领域的安全性和可行性，一则目前国企垄断的这些经济领域也面临产能过剩问题，投资回报率已缺乏吸引力。如2月份突如其来的市场流动性宽松，很大程度上源自经济孳息能力下降，及新增融资更多用于借新还旧导致信用创造空转等。

　　 其三，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或将不太明显。2月中国出口出现20.4%的降幅虽有春节因素，但美国2月份工业产出环比增加0.6%，制造业产出环比增加0.8%都超市场预期等，反映欧美制造回流等带来的进口替代正在显现，且美国经济走强将增加TPP和TTIP等对各国的吸引力，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出口欧美的订单，进而预示欧美经济复苏对中国出口的正面影响要低于预期。

　　 显然，在加杠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呈边际递减格局下，积极财政政策所起的效果更多是缓和市场减速预期和“暖人心”之作用；而有效缓解经济减速困境，最终还需提高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把重心放在加快改革和构建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上，即通过深化改革释放经济内生动力，并致力于构建社会保障防护网提高整个经济社会对经济减速的承载压力，为改革释放更大空间，进而在保民生的同时，通过改革加快服务业、尤其是垄断服务业的发展，向社会释放更多的就业岗位，因为目前服务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要高于传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