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当改革者下定决心开启改革大幕时，会对改革产生恐惧吗？这个问题对许多人而言似乎不太好理解，改革者怎么会害怕改革本身？也许是的。远有商鞅，当他提出废井田、开阡陌，重农商、实郡县、奖军功时，一定心怀置之死地的决绝之意。当朱镕基指出就算前面是地雷阵，也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也必壮怀激烈。因此只有真正的改革者，在动真章改革时，才会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恐惧、勇气、深思、慎行。

　　改革者对改革的恐惧，在于改革只有知难而进的担当，没有全身而退的备选。这对理解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有参考意义。因为看空中国的悲观叹息在集聚之中，相信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陆续披露后，悲观情绪还将继续发酵。各种数据也在佐证人们的恐惧，消费增长不尽如人意，外贸大起大落，汇率不再坚挺，大宗商品暴跌，房价松动等等。

　　我在2010年下半年开始写过一些短文，例如“中国经济的好日子到头了”、“改革不是过大年”等，但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经济各方面的百废待兴，使得我们必须看到改革的大痛苦和代价。

　　以国企改革为例：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正在揭开大幕。但国企改革必须始于清理将国之重器窃为己有者，否则国企改革恐怕将在起点摔倒。反腐至今，使得国企改革具有了可能性，但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必然要斩断有可能在国企改革中中饱私囊的黑手。

　　以银行盈利每况愈下为例：监管者对互联网金融的容忍，传统银行日益面临多重挑战，也许并非坏事情。以往银行盈利增长简单地躺在不断做大资本、依赖膨胀的资产负债规模和稳定的息差上。在利率市场化的初始，银行系统则更多地借助影子银行系统的高利率，实现表内损失表外补。中国百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中，有5％~10%以较高利息被配置在真正资本饥渴但有高成长的行业和企业中还是可能的，但是几乎占据社会融资规模一半的资金以极高成本配置在涉矿、涉房、涉地方政府融资的行业和项目中时，人们不能不心生恐惧。如果这种低效高风险配置资金不可持续，如果银行被迫更多地关注资本补充、削减成本和金融创新，承受息差收窄和新型金融机构的冲击，迟缓的利润增长可以预见。

　　以房价疲软为例：过去12年，中国房价总体上实现了翻两番，一二线城市的上涨更为猛烈。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加速走入供过于求的颓势，其上游的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行业均已陷入困境，其上游的建筑安装施工企业也举步唯艰，现在轮到体现到房价身上也不足为奇。货币供应量价的变化、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都迎来了清晰的房地产拐点。在此，笔者认为政府的工作重心应从平抑房价上涨过渡到警惕房价过快下滑上来。

　　以刚性兑付的打破和不良贷款的暴露为例：既然涉及煤炭、钢铁、有色等的高利率融资是典型的风险融资，那么风险必然遮掩不住，刚性兑付会被逐渐打破。涉及新能源、钢贸、造船、水泥等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的行业，相关融资的不良反应势所难免。让问题得以暴露，总比使问题拖沓无期要好。

　　真正的改革必然逐步触及硬核问题。在房地产、产能过剩、国企改革、影子银行的问题没有真正暴露之前，人们对这些问题会有恐惧之心；当问题逐次暴露之时，恐惧之心会不减反增。

　　这就必须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改革者为什么也害怕改革？也许因为改革不是过大年，是我们必须共同付出代价的，也是有不测风险的。但因为改革而悲观，并不足取。去年以来，政府强调的区间管理，在于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较长时间和空间，关系盘根错节至今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全面改革已非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速胜，而是必须有耐心和勇气。

　　从国有资产、外汇储备和自然资源状况来看，中国面临的问题比较严峻，但改革开放积累下来的雄厚成果，也使得改革本身有着较大斡旋余地。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无所谓最佳时点、最优方案，任何时候任何方式进行整体或局部的改革，都是早比晚好，果断比犹豫好，敢于胜利比逡巡不进好。无疑中国社会还将面临阵痛，中国经济增速还会缓缓下行，但如果我们对刚刚新生改革气息的中国经济都不能持有乐观的信心，那么一定意味着我们会坐失改革机遇。国运在此际，如沉舟侧畔、病树前头，风物长宜放眼量，不宜悲叹。摄影记者/王晓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