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协同、环境治理、生产要素流动、市场化治理与政策均衡等将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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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谁将成为中国第二批自贸区一直备受外界关注，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天津是呼声较高的地区之一。

　　2月13日，天津市商务委员会主任刘剑刚表示，2014年天津将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努力争创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滨海新区为中心“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试验区”将升级京津冀作为北方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与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形成差异，与北京、河北共同形成为中国未来对外开放重要的“实验田”，升级京津冀作为对接东北亚的主体。京津冀将形成以北京、天津双城作为发展轴线的新局势，进行“国际城市-国际港口”、“研发-转化-生产”、“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等新模式下的分工合作，从而带动京津冀乃至环渤海的发展。

　　京津冀新动力：深化开放

　　京津冀作为中国最具有活力的增长极之一，如何协调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自2013年6月起，李克强总理在“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成为京津冀区域展开合作的新导向，2014年初，京津冀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区域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逐渐成为京津冀区域发展的新模式。京津冀区域经历从竞争发展，到竞争合作，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产业协同、环境治理、生产要素流动、市场化治理与政策均衡等成为一体化发展的新重点和新趋向。

　　依托滨海新区，天津定位于“对外开放”窗口和“研发转化”中心，仍处于“极化”和“扩散”的双重阶段。一方面，依托国际港口的重要战略地位，滨海新区具备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优势，将成为辐射京津冀、环渤海区域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天津目前已由“大项目、好项目”转向“大市场网络、大生产网络”，对高端制造业、科研转化项目、高技术人才等形成“高端极化”效应。

　　借助滨海新区“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区”的发展机遇，京津冀将形成以“国际城市—综合改革创新区”为发展主轴的新格局。通过自由投资与贸易、国际航运与物流、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高技术和高端产业聚集等优质要素与产业的聚集，滨海新区将与北京形成“国际港口—国际城市”的互动合作交流机制，并带动河北形成“沧州-黄骅-曹妃甸-秦皇岛”等沿海线性增长群落，深化港口、物流及电子口岸等合作，以产业链条、产业集聚等形态形成区域内在传导和互动合作，推动滨海新区作为京津冀的增长极，推动京津冀作为腹地的整体发展。

　　国际城市-综合改革创新区：利用北京与天津交通网络便利的优势，形成“北京-滨海”沿线的对外开放共同体，北京聚集总部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交通网络中心等优势，借助天津港作为国际港口年吞吐量全球第四的优势，形成“金融总部-金融创新”、“科技研发-高端制造”、“总部经济-国际港口”的垂直产业链条模式，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引擎，通过高端人员、技术、资金和信息自由流动和集聚扩散，创造提升京津冀整体的国际市场影响。

　　以滨海新区为中心的沿海港口群落：借助滨海新区作为投资与服务贸易便利化综合改革创新区的国际影响力和发展优势，“沧州-黄骅-曹妃甸-秦皇岛”等沿海发展带将收益于综改区的沿海腹地，整合沿海资源与管理模式，将就物流一体化、国际航运、口岸监管等方面进行互动合作，以乘数效应带动京津冀腹地的高端制造业、金融租赁、总部经济的发展，重新塑造亚欧大陆新通道，提升渤海湾作为国际港口的重要地位，也将拓宽京津冀作为港口群落腹地的国际市场。

　　 公共服务一体化

　　一体化的动因源于各利益体的相关性，而交通、旅游、环境治理具有公共品属性，涉及到各利益相关者，也就成为区域协调和构建一体化“公共利益机制”的突破口。

　　交通、旅游、环境治理将成为推进一体化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一体化进程将使京津冀呈现出承载力更强、交通体系更密布、旅游格局更为网络化、环境保护的共享—补偿机制更坚实。

　　交通及基础设施共建将加快形成公路、铁路、城际、机场间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尤其是“机场-机场”、“港口-腹地”的交通线路受重视，这将有助于“点对点”、“网接网”立体式、网络式、承载能力更强的交通构架的完善。北京将成为立体交通的中心，滨海新区将成为区域港口的交通重点，河北构建连通京津两地的高铁，也将成为交通网络中较大受益者。

　　共建旅游产业，强调在“规划、市场、信息、标准和服务”方面互连互接，强调以“旅游加会展”、“智能旅游”和“海陆空”引领区域旅游线路和功能的延展，以凸显智能化、网络化的旅游特色。北京将以其独特优势成为旅游管理中心和信息集散基地，天津则将借助滨海新区港口成为“海陆空”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河北将借助“涞涞易”、“白洋淀”、“衡水湖”等自然景区，成为承接休闲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延伸腹地。

　　从经济合作转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共享，污染排放治理、水质改善、生态建设、环境和空气质量预测预警信息共享的治理机制将是京津冀合作的新亮点。环境治理合作框架、合作宣言及规划纲要等将成为区域契约治理模式，指导、协调、监督和执行机构将成为省市合作的新机制。“大气、水、污染物排放”等成为京津冀联合治理的重点，“检测机制”、“预警机制”、“共享机制”、“补偿机制”成为机制构建的新目标。北京在“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城市”愿景下“推进资源节约和减排降耗”、“增强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治理大气污染”、“建设森林绿地”；天津绘就“美丽天津路线图”，确立“治理水污染、森林绿地、海洋环境和节能减排”建设目标；河北实施生态立省战略，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努力实现生态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美、生态文化繁荣、强调“强化城乡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和绿色生态建设”。

　　区域市场一体化

　　共建区域市场一体化机制，将成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制度约束和体制创新。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将构造一系列正式的制度约束与非制度约束的资源配置模式，如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企业孵化器、行业协会等，以促进区域内资金、人才、技术和信息等资源及要素的自由流动。

　　区域市场一体化是打破行政体制壁垒，清除资源和要素跨区流动障碍的过程，是基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模式，区域内的个体合作必须基于外部约束合约或者组织。因此，京津冀区域内可能将形成“中央-地方”两级的区域合作体制，中央政府承担统一的、正式的制度性安排，以“规划”、“战略”等形式统筹京津冀建立生态合作机制、公平的市场环境、居民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制度等机制，各地方政府则很可能将区域内部签署“合作框架”、“合作协议”等形式，推动落实京津冀区域内交通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产业发展、人才互通、信息与技术流动等。

　　京津冀市场一体化机制可能将“区域发展、产业合理布局、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公平的福利制度”作为目标，协调一省两市的整体发展脉络，突出区域“协调、公平、发展、改革”等主题；可能以“行业协会、人才培养平台、产业信息平台、国家创新体系”等中介机构为着力点，形成统一的行政体制；区域共同治理环境、共建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构建旅游信息平台等具备准公共物品特征的产业可能率先打破行政体制限制，成为京津冀一体化推进的落脚点。

　　其难点在于，均衡京津冀利益关系，解决目前存在的“城市农村”、“沿海与腹地”、“首都与贫困带”矛盾；“三改一化”、“三区联动”、“城乡统筹”等具体的政策将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思路；沿着“滨海-北京”轴线型增长极，建设武清、北辰、宁河、廊坊、大兴等“共建科技产业园”、“金融改革示范基地”等将拓展“大滨海”产业带的影响，形成与沿海经济对应的腹地经济，可能是解决沿海与腹地矛盾的主要做法之一；统筹“首都与贫困带”间的关系，通过将优势资源“嵌入”河北贫困带，直接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

　　产业园区共建一体化

　　“共建产业园区”将成为区域内产业转移、扩大产业合作的重要途径，将成为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新载体。产业园区、科技园区、港口物流园、金融合作园区等成为以“合作点线”带动“合作网络”的“一体化”新模式。

　　从产业定位上看，省市间在发展水平和产业发展梯度上存在一定落差，在发展路径上也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产业合作发展的条件。从京津冀产业发展现状来看，北京依托于高端企业总部、高端人才和高端服务形成了“创新驱动”、“总部经济”、“高端服务”的产业格局；天津借助于滨海新区开发了“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国际港口”的产业优势；河北则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城镇化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及现代农业强势发展的态势。总体上看，产业梯次转移和产业联系呈现跨省市趋势，由“优质服务与创新”、“高端制造与港口”、“现代农业”、“研发-转化-生产”协作形成的区域产业网络为经济一体化创造了条件。

　　京津冀可能将通过产业园区共建的形式，完成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形成区域之间产业优势互补发展，以产业合作共建带动区域间企业交流、要素流动、技术溢出、人才培养等，形成以园区共建的“点线”合作带动生产要素、企业主体、产业链条的“合作网络”，形成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利益共享格局。从共建形式上看，双方政府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先导型企业与地方政府合建、跨省市间园区共建产业园区、高校与地方政府合建等模式，以引导企业向产业园区聚集；从产业发展需求和脉络来看，园区发展将主要依托北京中关村、总部经济、文化中心，天津滨海新区国际港口、金融创新、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优势，实现京津冀区域内金融创新、科技研发转化、航运物流、文化创意、高端制造、高新技术等共建产业园区，实现区域内整体产业链的互动；从分工形势上看，共建产业园区一般采取股份合作模式，共建园区管委会、投资开发公司等作为管理机构，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北京、天津合作方更多承担技术支撑、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职能，天津、河北等合作方则更多承担园区选址、基础设施建设、园区日常维护等职能。

　　根据2013年3月以来京津冀相互签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协议框架，“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金融一体化改革试验区”、“河北—天津产业转移园区”、“天津—北戴河城乡统筹发展示范区”、“北京—河北文化产业制作、发行和衍生品生产制造基地”等一批新的园区、合作区将成为产业一体化的坚实载体。

　　京津冀一体化可能将进一步推动整合区域产业的分工、协同、聚集，形成以“研发-转化-生产”、“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等新模式下的分工合作，形成以“滨海-武清-廊坊-北京-张家口”为主轴，“石家庄-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黄骅-曹妃甸-秦皇岛”为副轴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研发-转化-生产”：北京作为研发中心，滨海作为转化和生产基地。京津冀区域增长极的变化实质是实现了增长极由“点”向“轴”再向“群”的转化，是北京、滨海等增长单极具备更大的影响范围和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作用更强的表现，是极点间联系和影响等交互作用加强的表现。这一新的增长极模型，可能为京津冀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变化，区域内围绕“滨海-武清-廊坊-北京-张家口”轴线型增长极，形成“石家庄-保定-轴线-唐山-秦皇岛”和“沧州-黄骅-轴线-曹妃甸-秦皇岛”两个线型增长群落，并可能形成新的产业分工、新的产业协同、新的规模效应和新的要素分配模式等。

　　“高端制造-高端服务”：借助“北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科技研发中心、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借助“滨海作为高端制造业、金融改革创新基地、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态宜居基地”的定位，“北京-滨海”增长极可能带动区域在“金融产业合作”、“高技术产业合作”、“旅游合作”，并形成区域内新的增长空间和产业分布。

　　（作者为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