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开尔

　　 自2014年1月1日以来的70多天内，共有超过90名独立董事辞职，最短者任职仅一个月。独立董事辞职已成为近期上市公司的一大看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匆匆”辞职的独立董事都有着光鲜的真实身份，他们或是政府官员，或是国家科研机构的头头脑脑和大专院校的校长、书记。很明显，这些人掌握着众多的优质社会资源。

　　很多研究文献表明，有从政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司争取资源，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事实上，企业热衷聘任政府官员型独立董事，也是基于对于某种特殊资源或者特殊渠道的依赖。

　　“中组部‘18号文’出台后，有从政背景的独立董事纷纷辞职，上市企业断了一条人脉，可能会受到影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尹志超坦言。

　　从积极的层面看，政府退休官员的“政治生命”结束并不意味着其经验和能力的消失，通过到企业任职等方式，可以让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在政府退休高官中，不乏学识水平、管理能力都非常出色的高端人才。但目前国内企业挑选独立董事，更多还是受企业董事长的学习意识、民主作风、社交网络、政治背景以及企业财力等因素的影响，很少请中介机构对拟选的独立董事进行资质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往往把所聘任的独立董事的人脉、资源、声望当做首选，以图提高企业对社会优质资源的更多占有。一定程度上，一些企业只是把独立董事当做“门神”供奉。

　　在国外，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维持中小股东的利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表社会对公司进行监督的作用。在中国，独立董事往往有着其它特别的意义。中国企业更喜欢利用附着在退休官员身上的“官场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影响到审批环节。之所以热衷于聘请政府退休高官到企业任职，正是看中了高官们犹存的“余威”而不是“余热”，希望利用高官们在相应政府机构的影响力和沟通能力，在审批等方面获得各种便利。

　　显而易见，政府权力过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过于集中，是退休官员型独立董事由“管理智慧”异化为“权力掮客”的根源。而这种由智囊变身“掮客”结果就是官员型独立董事用其身份的特殊性，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

　　如何克服高官型独立董事价值的中国式异化，让政府官员在退休后释放更大的价值和能量，使原本短缺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和利用，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18号文”要求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即使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的党政领导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也必须从严掌握、从严把关。

　　中组部的“18号文”还规定，对于已退休的领导干部有3年的“锁定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社会的权利迷信，预防一些退休官员对权利的格外迷恋，把为企业打通官方渠道，谋求“官场利益”看做是自己能力和价值所在的现象发生。

　　新一届政府更为注重将“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 转变，也是消除退休官员价值异化的治本之策。约束责任官员的权力，消除巨大的“官场价值”，有助于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18号文”强调，凡按规定经批准到企业任职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及时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入企业，不再保留公务员身份，不再保留党政机关的各种待遇。不得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回党政机关办理退（离）休；在企业办理退（离）休手续后，也不得将行政、工资等关系转回党政机关。即党政领导干部不得“两头占”，不能既保留公务员身份及相关待遇，又在企业领取报酬。

　　这一规定，使得这些“两头占”的独立董事们纷纷辞职。独立董事辞职潮的出现，似乎在验证“权力寻租”现象的严重性，同时也说明“权力磁场”正被逐渐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