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冰尧

　　“躺在草坪上，在诗歌、吉他声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坐在电脑屏幕前、兜里揣着iPod的一代人会有区别吗？在一个节奏缓慢、信息匮乏的年代成长的青年人，和一个瞬息万变、世界每个角落都向眼前涌来的青年人，会有不同的思维与情感方式吗？”

　　——这是曾经满怀“入世思想”、试图在公共媒体平台通过自己的话语影响社会变迁，但又愤懑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退居一个自恋情结颇浓的“单向街”系列丛书的公知分子许知远在一篇名为《最愚蠢的一代？》的小文章开头发出的疑问。

　　与许知远同为70年代生人，笔者自然对此有着同样的疑问。作为前一类人的一份子，很想与后一类人对这一话题进行探讨，但却发现，即便是思考与争鸣，两类人就有很大的差异。尽管70年代人也是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但其骨子里更有50年代、60年代人对大时代情结的向往，喜欢将个人置身于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中，幻想着成为那些指点江山的伟人或神话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进行价值观辩论和是非判断是其参与社会的最直接表现。但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生代似乎甚至不屑于与你争论这些远离其生活的“无聊”话题。

　　其实，冷漠比分歧更为可怕。而现代生活的冷漠正以一种火热的“娱乐化”形态充斥其间。而这样的现象，早在1986年的美国就有学者进行了深刻描述。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这个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2003年10月去世时在中国仍是默默无闻，但随着其老师麦克卢汉有关媒介理论在中国内地的畅销，其有关媒介技术对人性影响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骤然间成为研究网络时代话语影响的经典必读物。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威尔的《1984》，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

　　无疑，《娱乐至死》不仅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电视时代文化的哀悼，也正在映射着21世纪网络时代思想受娱乐化麻痹的现实。与以往中国经历的“焚书坑儒”式的文化桎梏不同，“娱乐至死”不是给你一个精神监狱，而是给你一个鸦片的温床，你内心那些大时代的精神情结最终会在烟雾缭绕、歌舞升平的娱乐舞台上逐渐枯萎。

　　如今，在中国大陆，郭敬明的《小时代》成为新生代崇尚的文化产品，而其展现的小文化、小生活和小情感成为年轻人追随的精神模板。“为了快乐”——这是他们逃避大时代英雄主义的最好借口；但快乐并不只是身体愉悦的快感，更重要的是精神充实的达观。碎片化的“原子人”啊，请走出精神鸦片馆，呼吸大时代的清新空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