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放生:减少国资体制性流失只有靠改革

2013年03月09日 04:35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邓瑶 北京报道

   与过去十年相比,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及质量都发生了巨变,国资委主导的新国资监管体制功不可没。

   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国企深层次改革在这十年举步维艰,股权多元化改革步伐比设想的要缓慢很多。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曾担任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对我国国企改革有持续深入研究。他认为,由于国企经营状况大为好转,导致改革的激情消退,“近十年宏观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相对停滞了”。

   重视国资体制性流失

   《21世纪》:国有资产流失在我国长期存在,你认为和过去相比,目前国有资产主要以何种方式流失?

   周放生: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是一个长期广受关注的问题,因为国有资产的性质是全民所有。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就是没有通过市场公平交易的方式转让、处置国有资产。企业国有资产是企业的净资产,而不是企业的资产总额。

   社会比较容易关注的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是看得见的流失。比如,在国有产权交易过程中以低于市场交易价格买卖,交易的时候不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或低价评估,或没有审计或以各种手段进行资产转移等。

   国资委成立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法规政策。应该说,政策法规方面的漏洞越来越少了,只要严格按照相关法规政策执行,并且监督到位,看得见的国有资产流失就可能避免。

   还有一种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是看不见的流失,即体制性流失,这种流失不容易看见。传统的国有企业体制是无人负责的体制,比如说,决策失误无人承担最终责任;投资失误无人负责;盲目扩张无人负责;严重亏损无人负责;资不抵债破产无人负责;低效无人负责;浪费无人负责;管理混乱无人负责;大家拿无人负责;只能生不能死无人负责等等。十多年前,国企三年脱困时期,统计数据上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

   面达到39.1%,实际亏损超过60%。其中:有宏观原因,有外部政策原因,根本是体制原因,内在原因。

   经过30年的改革,传统国有企业发生了很大变化,地市级以下的国企大多改制了。国有大企业也推进了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但无人负责的问题,体制性流失问题仍然严重存在。减少体制性流失只能靠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21世纪》:你刚才提到体制性国资流失需要进一步改革,你认为应该如何改革?

   周放生:实际上,近十年宏观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相对停滞了。由于经济处于上行期,国企经营状态大为好转,于是上下都认为没有深化改革必要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国企改革意识减弱了,承受能力减弱了。这也是宏观层面国企改革相对停滞的客观原因。

   解决国有资产体制性流失,首先需要对国有企业推进股份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法规,完善董事会制度,加强管理制度。目前,国有企业母公司绝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企业,国企母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还没有破题。

   其次开放市场。尤其是国企相对垄断的市场进一步放开。

   再次市场化退出。目前已经发生亏损、严重亏损的企业,以及资不抵债企业要坚决用市场方式解决。或者退出国有,或者退出市场。再也不要用补亏的方式挽救企业。过去多年国企改革就是这么做的。改革不应倒退。有人担心会不稳定,事实证明,改革才能真正稳定,长期稳定。

   《21世纪》:你提到央企曾发生过很多投资失误,但依然很少有人为此负责,你认为在这方面应该如何追责?

   周放生: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需要制度完善,另一方面,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体制问题,只有体制问题解决了,制度完善就会更有效。改革是制度完善的原动力。

   风险管控刚起步

   《21世纪》:加强风险管控也是防止国资损失的主要手段之一,你认为目前央企普遍存在的风险有哪些?

   周放生:巨大市场风险对央企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由于市场经济非常严酷,市场环境多变,央企每天都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国资委很重视央企的风险防控。2006年6月,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企业风险管理文件。作为出资人职责的基本体现,国资委在《指引》中明确了风险管理的定义、基本流程,明确了风险管理的体系,包括组织结构体系和信息化系统体系,也明确了建立风险管理的文化。这个文件发布近7年来,央企在风险管理的意识、理念、制度建设等方面都有了进步。

   但这仅是刚刚开始。如今,央企在市场当中面临更多的风险,比如说,许多央企战略风险极大,战略方向有失误;投资风险是央企面对的最大风险之一,在过去几十年来,投资失误不计其数,甚至有些项目投产之时即停产之日。盲目扩张,追求所谓大,宁当鸡头不当凤尾是重要原因。投资决策一个人说了算,又没有第三方风险评估,不出问题才怪。

   央企投资失误既有体制问题,也有机制问题,还有管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市场经济下,投资不是不允许有失误,有一定量的失误是正常的,是人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成本和代价,但是,我们的失误超过了正常水平,正常情况,就应该分析深层次原因了。

   另外,央企面临“走出去”风险。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投资,所遇到的风险比在国内大得多,这方面央企既取得了成效和发展,又有惨痛的教训,这方面还有许多未知的规律需要我们去认知。

   《21世纪》:在风险管理方面,国资委要求央企重点做好内控,你认为央企应该怎样做好内控?

   周放生:内控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内部控制的本质是流程管理。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管理已经从职能管理上升为流程管理。央企与国际先进企业比较,依然有较大差距。因此,现在,财政部和国资委都要求企业加强内控管理,是非常及时的选择。

   周放生:减少国资体制性流失只有靠改革

   目前,央企的流程管理仍然刚刚起步。首先,企业要进行流程梳理、流程再造。明确流程管理中的关键风险点。其次,要将内控与考核制度相结合。再次,内控要实现流程的标准化和IT化。

   央企要达到这些目标恐怕还需要10-20年,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目标,但必须努力去做,不然我们跟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

   母公司应股权多元化

   《21世纪》:在外界看来,近两年央企重组步伐似乎放缓,你怎么看?

   周放生:央企重组是必要的,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但重组既应该推动国有经济内部重组,并且应该尽量用市场的手段,少用或不用行政手段,也应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资、外资进行重组,不能搞封闭式重组,不能总是国有企业重组别人,而是以开放的心态欢迎民营企业和外资重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亏损严重企业。这样才能实现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改革。

   重组是一个总体目标,不同阶段的重点不同,在前一阶段重组基础上更强调质量,更强调科学性。最近国资委停止考核央企的营业收入,其实是将重组朝一个更加科学的方向推进。

   《21世纪》:你谈到股权多元化改革,有人担心民企重组国企将产生国有资产流失,你认为呢?

   周放生:流失不流失关键不在重组不重组,而在规范不规范。只要监督到位、操作规范,可以做到尽量避免国资流失发生。完全避免做不到,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如果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不改制、不重组,不及时止血,这个企业就可能破产,破产的结果就是体制性流失,将会造成更大的国有资产的流失。

   目前在竞争性领域,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情况不好,甚至严重亏损,这些企业就不应该完全由内部消化来解决问题,而是应该让优秀的民企进来重组。例如,中核钛白原来是

   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曾连续两年ST,这家企业重组就是引入了国内行业领军的民企,国有资本实现退出,国有职工身份实现置换。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上市公司的经营已经有了改善。

   《21世纪》:你认为央企母公司应该如何改革?

   周放生:国企改革重点要解决母公司改革,由国有独资公司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引入民资和外资,使得它实现股权多元化。至于具体股权结构,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安排。在这个基础之上,完善董事会制度。

   实际上,央企母公司实现股权多元化是2011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实质性动作。

   央企母公司改革非常难。我认为首先是思想解放问题,很多人认为央企现在发展得很好(央企有些发展得不错,有些也不好,甚至很不好,不应笼统地说),为什么要将利益让给别人,没有必要改革;也有一些既得利益者担心股权多元化之后,利益有可能受损。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三十年改革实践证明。看来现在仍需重新认识。只要思想解放,中央下决心去做,就可以有步骤地去实现改革目标。

   董事会制度是最大亮点

   《21世纪》:可以总结一下国资委成立十年以来的改革成就吗?

   周放生:我认为,国资委成立以来的最大亮点是启动了央企母公司董事会的制度再造,其他包括推动了央企整体上市、推进实施了央企辅业改制及部分办社会职能的分离、推动了央企内部重组、推动了央企企业管理的提升、建立了央企的考核制度以及薪酬制度、开始推进央企负责人向社会甚至全球公开招聘、开始建立央企红利上缴制度。

   《21世纪》:为什么董事会制度是国资委改革成绩的最大亮点?

   周放生:国资委成立十年以来,改革的最大亮点就是推动建设规范的董事会制度。一部分央企开始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

   有人说,这是形式主义,或形同虚设。我认为,这是有实质性意义的改革。为什么?过去国有企业的体制就是“一把手”说了算的体制。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企业经营系于一个人,如果这个企业的“一把手”廉洁自律又有好的战略思维和执行能力,这个企业就能发展,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企业就要倒霉。

   真正的董事会制度建立后,这种状态开始改变。“一把手”不再能一个人说了算。开始民主、科学。央企目前建立的董事会制度的有效性,可能要优于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外人无法体会这一点,只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明白。

   当然,国资委对央企董事会的改革,也只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将之扩展至所有央企和国企。无论困难有多大,都应该继续推进,并且应该在建立董事会制度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推进央企母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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