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如果只是在狭义上观察公益这个领域，也许就有山穷水尽的某种困境出现：公益组织的弱小，慈善事业的瓶颈，总以反复的方式冲撞着公众的耐心，而社会又是那么急切地期待公益之林全覆盖。显而易见的是，就公益促公益当然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真正的公民社会需要的是多方力量的聚合。

　　从政府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公益组织客观上就是站在政府行政责任的延伸段，只不过公益组织属于自觉自愿，政府不仅应该乐见其成，更应当予以完全松绑，同时给予适度的政策激励。进一步看，包括公益组织在内的民间组织的成长，有利于抚慰社会的烦躁以及民众愤然不平的某些痛苦指数。这不是逻辑推理而是现实。日前发布的中国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就指出，虽然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的三个标志性阶段，但是，“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现象，使得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增加”。在那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线首当其冲。

　　上述背景之下无论大小的每一次公益慈善行动，因此显得那样弥足珍贵。相对于大量存在的弱势群体而言，这些当然不够；相对于社会需求，政府长期以来更多体现在控制上的社会管理，更亟待向服务型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的路径就是让民间组织壮大起来，扶持第三方力量尽快成长。

　　日前，由北京市政府出资，为蓝天救援队、抗癌乐园等社会组织招聘的12名社会工作者，正式与市红十字会签约，分赴各岗位。作为社会管理服务创新的实践，“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管理岗位”针对的是民间社会组织“人财两缺”的难题。北京市今年预计将为16家枢纽型社会组织招聘200人。

　　实际上从2011年底开始，广州就迎来了社工行业的发展热潮。这一年8月份，广州市委印发《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服务管理改革创新的意见》，其中提到：到2015年，全市每万人中要有5名社工。2011年10月，广州市正式出台《关于加快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办法》，提出到2012年6月底，全市每条街道至少建成1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共140家，政府给予每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每年的财政支持是200万元。

　　据报道，“社工热”席卷广州之后，该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数量由最初的20个试点发展到140个，民办社工机构猛增至过百家。

　　严格说来，社工是一个专业性的职业，其职责与义工、志愿者截然不同；笼统地说，社工是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第三方力量。就社会需求来说，无论是老人问题、残疾人问题、权益问题等等，都特别需要专业社工去做工作。不过，在社工行业方兴未艾的背后，社工行业的社会认知度非常低，社工专业人才的缺乏与流失，社工机构同样生存艰难。社工的处境，与民间公益组织可谓同病相怜。

　　政府购买岗位、服务，缓解的似乎只是社会组织“缺人”又“缺钱”的生存窘境，然而此举产生的结果却可能是“效应层叠”。尽管拿政府工资的“社工”是要“帮助政府把做不过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但与此同时，各种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借此将建立有益的互动，社会组织结构间的衔接或得以逐渐完善，第三方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