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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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0-08

　　刘戈

　　在全世界，无论走到哪里，中国的企业家都会成为购并专家和律师们最欢迎的人。8月份，我去纽约参加一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企业所组织的中美企业界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未来领导力”。在联合国(微博)总部，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副秘长吴红波以及联合国的一些官员发言的主题多集中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企业家们在正在到来的绿色工业革命中应当承担的角色和任务。

　　而在之后的会议以及午餐和晚宴中我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会议的主题在美方参会者发言的带领下跑题跑不停。从纽约房地产的经纪人到专事购并的律师围绕在中国企业家周围不断地传递这样的信息——投资美国，这是最好的生意，最恰当的时机。一场探讨未来发展方式的会议逐渐演变成一场美国投资项目展销会。

　　会议结束，带着一大堆美国经纪人塞给我的各类购并标的的资料我飞赴中西部犹他州首府盐湖城，访问一家名叫艾斯克兰迪的美国农场。这家农场几个月前被北京绿田园农场有限公司全资收购，拥有灌溉条件非常好的3万亩苜蓿草种植土地和10万亩可供放牧的山坡旱地。农场位于科罗拉多河上游一条名叫绿河的河湾中。尽管今年美国中西部遭受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河水水位比往年低了一米多，但依然不影响灌溉，17台大型喷灌机日夜不停地做圆周运动。

　　按照中国人的算法这是一笔十分划算的生意。按照国内的行情，北方的水浇地每亩每年至少需要500元的租金，3万亩水浇地一年就需要1500万的租金。而购买这些拥有永久产权（含地下矿产权和1500米以下的空域权）的土地连同浇灌土地的水权只需要国内土地几年的租金。另外包括喷灌机、拖拉机、汽车、联合收割机、苜蓿草打捆机和维修车间的设备加上几栋住宅，如果按照在中国的销售价格又可以摊销掉数额可观的费用。

　　绿田园农场公司是国内最早大规模种植和加工苜蓿草的企业，在北京昌平和内蒙古赤峰等地有着10年的经营历史。中国乳业的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主要乳品企业意识到公司加农户的生产方式难以保证牛奶的质量，开始转向自办牛场，饲养奶牛所需要的高质量粗饲料苜蓿草却供不应求。绿田园开始从美国进口干苜宿草，艾斯克兰迪农场就是主要的供应商之一。2011年农场的拥有者因为经营房地产导致资金链断裂，寻求买家，绿田园自然成为首要的被邀约方，经过谈判，绿田园全资购买了这家农场的全部资产。

　　在外行人看来，体积庞大的苜蓿草捆从美国不远万里运到中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但公司董事长张仁武告诉我，经过二次压缩的苜蓿草捆从美国西海岸运到天津港的运价低于从天津港运到北京的运价。这缘于中美之间巨大的贸易顺差。大量的巨型集装箱货轮从中国东部沿海运送轻工、服装、机电产品跨越太平洋来到美国，而从美国运回中国的货物则要少得多，大量的货轮空驶回中国，所以往返运价会有5倍以上的差距。

　　在犹他州和美国西部其他州的公路上行驶，散落在两旁地里两三个立方米大小的方形或者圆形的巨大苜宿草捆成为一大景观。苜蓿草是美国西部几个州种植面积最大的农作物。苜蓿草也是美国在玉米、大豆和小麦之后的第四大农作物。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加上极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美国农产品具有极高的价格优势。进口美国牛肉之所以在日本、韩国等国家造成当地农民强烈抵制，根本原因就是廉价的饲料。

　　目前，大豆是美国出口最主要的农产品，已经占到了中国大豆使用量的80%。按照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的说法，相当于中国5亿亩耕地的产量。在竭尽全力保住18亿亩耕地的中国，5亿亩耕地的产量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实际上，中国人主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猪肉、鸡肉的提供者正是美国大豆。而作为同属豆科植物的苜蓿草，其蛋白质含量是中国人更多食用牛奶和牛肉的最主要来源。中国的土地资源只能保证中国人吃饱，而要吃好，达到发达国家的人均蛋白质摄入水平，只能利用其他国家的耕地资源。而从国外进口大豆、玉米、苜蓿草等农作物，乃至向产业链上游直接购买国外的农场是保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显然，这一任务只能由类似绿田园这样众多的中小企业分别独立完成。这种购并方式，完全不同于以往政府支持的“走出去”战略的路径。其出发点不是基于企业国际化的雄心壮志，也不是为获得技术近路捷径，而是生意本身的自然延伸。当生意自然延伸到国界，而国界的外边有着更诱人利益的时候，自然就跨过去了。这种中小企业的跨国购并由于数额小而分散，完全不用担心来自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刁难。同时由于规模小，新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员工之间非常容易建立起信任关系，从而避免矛盾的产生。

　　除了获取廉价资源，这种由中小企业的贸易行为自然延伸的收购使美元不再回流到国内或者不得不投资收益率低的美国国债，而转化为收益率更高的资产或者实业。而被收购的国外企业，其产品可以更有针对性、更稳定地向中国出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贸易顺差，从而降低贸易摩擦。

　　在以往的“走出去”逻辑中，由政府倡导大企业操作的海外购并，从开始就把商业逻辑和国家战略捆绑在了一起。一方面，每一次收购都会引起政治势力的反弹和公众舆论的质疑；另一方面，中国严重缺乏跨文化的管理人才，导致文化融合上的困难，教训比比皆是。

　　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进入大规模扩张期，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企业提供了较好的“走出去”的机会。6月29日，13个部委联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加强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切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政策支持；简化和规范对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管理；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这一最新政策的出台预示着机构将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更具体、更细化的服务。其实真正执行起来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指导思想上的积极鼓励，二是资金来往上全面解除审批和管制。

　　过去的十多年，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之路，大型国有企业构成了第一梯队，大型民营企业构成了第二梯队，而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将成为第三股力量。这些由小舢板组成的舰队，其购并的思路完全建立在商业逻辑上，控制风险的意识非常强，文化融合的成本也非常低。同时，没有了政治和舆论上的障碍，购并成功后在法制完备的发达国家经营风险要比大型企业低得多。他们将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另外一种逻辑。